梁：最近，一名来自湖北农村的19岁大学生因患糖尿病，被山东中医药大学取消了入学资格。这件事被记者报道后，舆论哗然。多数人同情这个学生，希望学校能够网开一面。
毕：校方依据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这份规定本身可能有问题，赋予了学校过大的裁量权。中国糖尿病患者接近4000万，其中上百万是青少年。糖尿病不传染，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学习和工作，如果因此而剥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实在不公道，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
梁：当然，校方也有自己的难处。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公费医疗拨款额平均不足60元。他们担心糖尿病学生一旦病情恶化，医疗费支出成为学校的难题。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覆盖大学生，有人呼吁要加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入力度。
毕：改善医保体制，调整招生政策，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变马上就能变的。但这个农村学生的命运，却立即发生了变化。也许，因此他会失去一生的希望。站在这个青年的角度想一想，真是不寒而栗。
梁：我想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最近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去世，秦晖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秦晖说，自己1978年以小学6年、插队9年的履历，投考赵先生的研究生。虽然考得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的体检表，在录取时遇到很大阻力。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众议。他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秦晖的学术成就，能不能和陈寅恪相比，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太早，也许应当留给后人评说。但当今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就是和秦晖观点相左的人，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提携秦晖，赵俪生堪称伯乐。这是没有疑问的。
毕：30年前，这种求才若渴的佳话不是个别的。李龙云考上研究生，原单位要停发他的工资，导师陈白尘说，他们不给你发工资，我给你发。陈白尘用自己的工资，支持了李龙云的学业。谭盾考中央音乐学院，因为体检的理由没被录取，招生老师为他奔波了好几个月，终于让他走进了这所学院。没有这些伯乐，就没有如今戏剧界的李龙云、音乐界的谭盾、学术思想界的秦晖。
梁：那段历史，想起来真是很温馨。那是一个民族走向振兴的年代。老师的胸怀是火热的，学校的氛围是温暖的。如今，风气已经不同。我在电视上听了山东中医药大学负责人对他们立场的解释，也看到他们公事公办的表情。他们的做法，并非没有政策依据，也不是没有实际困难。但是，在有弹性的地方，你如果作出有利于学生的选择，总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温暖；作出不利于学生的选择，则不免让人感到冷漠。我无意专门责备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领导。冷冰冰的利益盘算，在当今国内的大学，乃至各类学校，可谓相当普遍。这就使我们的学校越来越像官场，越来越像市场，而不像青年一代的精神家园了。
毕：我想，有了舆论的推动，调整招生规定的体检标准并不困难，增加学生的医疗经费也不是难事，但校园的温度降低，大学流行冷漠症、冷血化，才是难以医治的时代病。这个趋势不扭转，投资再多，楼盖得再高，也无济于事，中国大学只会与世界一流渐行渐远。
梁：好社会里，除了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外，其实还有一个软体系在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情、人性。中国传统社会里缺少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抵抗意外风险的机制由亲戚、朋友、师生的温情来承担。在长时间里，它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现在，一方面还没有建成理想的制度，另一方面在复杂的情况面前却失去了传统的人情，弱者得不到必要救济的情况很常见。其实，学校该不该让这个学生退学，从人情的角度，比从制度的角度，更容易得到高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