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今年，是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40年。当年到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的初高中毕业生，现在已经五六十岁，大部分将陆续退休。人到了这个年龄，容易产生怀旧心理。一些老知青，将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有人要出书，有人要办晚会，有人要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寻访。这也算是一道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风景。
毕：多年来，知青运动一直没有脱离公众的视野。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曾经作为新生事物大力宣传提倡。改革开放以后，知青运动结束了，知青文学却兴起了，而且多年不衰，前后经历了从“痛说伤痕”到“青春无悔”，再到冷静反思的变奏。最近十几年来，知青运动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不但出现了一批研究论文，还出现了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等研究专著，潘鸣啸等外国学者，也出版了研究中国知青的专著。知青的回忆录，就出版得更多了。
梁：尽管如此，我认为，有关知青的学术研究，仍然有待深化。首先是要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这场运动的起源，定宜庄等学者已经有所梳理。为什么从上世纪50年代的“初澜”，到1968年变为“大潮”？高调的政治宣传背后，一定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是，“文革”突然中断了中学毕业生的正常升学和就业，到1968年已经积攒了三届初高中学生几百万人，上山下乡运动首先是为了安排这些青年人的就业出路。因为相关历史档案解密程度不高，高层决策的动机和过程，还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
毕：以政权的力量停办大学，让一代中学生中断学业，上千万城市学生远离家庭，下乡从事农业劳动，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见不到的。这就使一代人的经历打上了特殊的印记。他们的命运落差之大，悲欢离合故事之多，除了战争时期，其他年代的中学生不可比。虽然，知青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一部分在1977年、1978年考上了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多数人因为这场运动，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学历的劣势，使他们在社会发生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后，成为最先下岗的一群。舆论中容易听到功成名就的知青讲述劫后辉煌，而不容易听到知青中的利益受损者述说不幸。其实，沉默者才是大多数。
梁：就是成为社会精英的成功者，身上也带着特殊的历史印记。对中国社会低层有较多的了解和体验，命运的大起大落，是知青中产生相对多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社会原因。但受制于知识训练的局限，知青一代中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相对较少，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毕：一代人想读书，却没有机会上大学。爱学习的人只好以社会为大学，饥不择食地找书来读。这种特殊的经验，却成为反思当今中国教育的参照。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怀念自己当年复杂的社会经历和“土匪”式的读书生活，说当今大学教育走向浅薄和浮夸的原因之一是生源问题。由现在从小学到中学一条龙的“大学预备班”培养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与在此之前来自相对放任自流的中小学教育的考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文革”中和“文革”前那些花大量时间去“学工”和“支农”的学生，他们至少还接触过自然和社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之余还保有自己的课余爱好。而现在的中小学在文科教育方面基本上已经完蛋了。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历史学家、具有文学修养和文学感觉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说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了；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逼着往这样的大学里钻，剥夺了他们接触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时间和机会，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使得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处于一种十分可怜甚至绝望的境地。他甚至提出一个看来很极端的建议：再一次取消大学文科，只留下研究生院，而从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中招收文史哲研究生。他的建议是否可行是一回事，但他提出的问题却不应当忽视。
梁：知青中，还出现了一少部分政治精英，已经走上领导岗位。底层的经历，能够使他们对民生有更为真切的体验，会影响到执政的理念和风格。但他们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民主带来更多的信心，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看，知青研究仍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