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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印书馆近代馆史中，公认有“两兴”：首兴于张元济，再兴于王云五。但在这两个炫目的名字身后，却有一个常被人忽略却又不可或缺的“贤臣”——高梦旦。
“五四”运动后，51岁的高梦旦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主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并亲赴北京，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前来担纲。胡适虽未上任，但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
王云五当时毫无名气，怀疑他才能的人，“商务书馆内外皆有之”。高梦旦却用了3个月时间，帮助他熟悉馆中各项工作，在王接手后还尽力辅佐。有商务元老感到不解，高梦旦解释道：“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国方得以长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几成废墟，王云五仅用半载，便使“商务”恢复元气。
多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说道：“他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高梦旦识才，亦爱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说月刊》主编，后者却向他提出3条苛刻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高梦旦全部应允。
翻译家林琴南曾写信给高梦旦，称过去十几年来，商务印书馆支付稿费，计算字数不够精确，前后少算了许多。言下之意，希望能找补一些。以商务印书馆当时地位，“一般作者若有此要求，只当放屁”。高梦旦却特意派一实习生，从图书馆借出一整套林译小说，逐字重新核算。果然，漏算字数超过10万，最后补了林琴南大洋600余元。
高梦旦在“商务”30余年，做事精细。每成一书，都要对成本逐项加以估计，并算出定价，其精确程度，“无人能匹”。其时，北洋政府出资，要求商务印刷《四库全书》，高梦旦将数千万字的印刷费用和方案详细算出，此后70年中，《四库全书》影印数次，竟无一次能超出他的预测。
在周围友人为高梦旦所作传记中，均不约而同提到高的好性情，称其“性方行圆，待人诚恳”。商务众人，出身、经历、利益、性格均不相同，高梦旦以理游说折冲其间，30余年始能无大冲突，被人称为商务不可少之“润滑剂”。
1920年，高因公干前往北平。此时，经理张元济与总经理鲍咸昌因店务争吵，后愤而辞职。张性格倔强，南北友人均劝说无效，等高从北平回沪，左右周旋，张元济才主动复职。
此后，商务印书馆职员要求与资方谈判薪酬，全所罢工。高梦旦为资方谈判代表，其女婿郑振铎却是“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翁婿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会下依然相敬如常，在商务同仁间传为一时美谈。
高梦旦信奉“成功不必在我”。其研究10余年“四角号码”检字法，后发现王云五也有兴趣，便把所有原稿都提供给王氏参考。王云五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终于在1926年获得成功。《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后，高梦旦为其作序，让稿一事，序中只字未提。
高早年还与劳乃宣共同研究汉字改革方法，“往复讨论，积书成盈”，但劳的简字研究成功，他也不曾署名。此外，如度量衡制度之改革、电码省便之方案，他都有新创，却既不向他人提及，撰文时亦多不留底稿。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25年，但刊行自己著述，仅有《十三个月历法》、《泰西格言集》两小册。
不知这是不是这位“贤臣”唯一一次“占人便宜”。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中国最早的《童话》丛书，编辑每编写一本后，书还未上市，高梦旦便带回家去，让他的子女先读为快。编辑再根据高反馈回的信息修改，出版后深得小读者欢迎。
在“忘年交”胡适的日记里，记录了高梦旦与爱子高仲洽的一幕温馨场景：“……他们用福建话背诗，读文章，作笑话，作长时间的深谈，‘像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