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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师一手抓住皮袍领子，一手把衬掀开，将皮袍使劲一抖搂，顿时眼前一亮，惊叹道：“这皮袍是貂爪仁做的呀！”所谓貂爪仁，是指从紫貂指甲盖到第一指关节处一段五六公分长的皮子，轻软保暖。这件皮袍用上千块貂爪仁缝制而成，竟看不出一点儿拼接痕迹，连每个盘扣缝多少针都一样，十分名贵。
“您祖上有人在宫里做过事吗？”她试探地问。
“您说对了，我们是旗人。”
“这皮袍我见过一件，是宫里的东西，绝对是件艺术品，建议您收着吧。”典当师说。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才知道是好东西，不卖了，给后代留个纪念。”老人千恩万谢，拎着包袱回家了。
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位叫朱惠玲的典当师见得多了。“名表、相机、乐器、裘皮，从我手里流过的黄金珠宝不计其数。”她感叹说。虽然才55岁，但北京宝瑞通典当行的这位民品总监，已经在信托、典当行干了近40年，如今已是圈儿内名不虚传的“大腕”了。
有个典当行的部门经理，一次想试试朱惠玲“掂金”的能耐，便递给她一根金项链，让她估估有多重。她在手上轻轻一掂，说：“60.2克。”经理上秤一称，60.3克。又给她一枚金戒指，她瞅了一眼，脱口而出：“8克。”经理称完服了：“没错，这戒指就重8克，您真神了！”
“东西见多了，瞟一眼什么样的，就知道重多少，都印在脑子里了。”慈眉善目的朱惠玲笑嘻嘻地说。
朱惠玲18岁进北京前门信托行时，正赶上“文革”，信托行里的相机、手表、裘皮之类的抄家物资多了去了，有些东西连师傅都没见过。她常常面对半屋子相机和一大铁盆手表，跟师傅学作价。她戏称，“我是在相机、手表、裘皮堆里长大成熟的。”
那时，中午休息，同事们都织毛衣、打扑克，唯独朱惠玲在忙着背手表名、相机名，还试着拆表装表。她身上总揣个小本，师傅每收一样东西，她都跟着仔细瞧。顾客走后，便将师傅说的牌子、型号、产地以及哪个年代出的、当年价钱、成色品相等一一记在本上。久而久之，连师傅待人接物的语气，甚至从老花镜上头看人的神情她都学会了。
“干这行儿张嘴就是拍钱，还得让顾客心服口服，学问挺深，脑子里该装本大百科全书。”这位女典当师如数家珍般地介绍，“手表有上千个牌子，相机有好几百个牌子，每个牌子又有若干系列和型号。裘皮种类繁多，水獭、猞猁、海龙、貂皮，光羊皮就72种……”
比如给手表作价，不仅要知道表的品牌、产地、年代和价格，还要看表盘、表针、表把、表带、后盖甚至机芯，在几分钟内判断出真假，迅速作价。“一不留神就‘打眼’”。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拿了块金表来当，说：“我去了几家典当行，谁都不认识这表是什么牌的。”年轻的业务员没见过，请朱惠玲看。她当即干脆利落地说道：“这是50年代进口的瑞士4类表‘爱其华’，作价2000块钱。”
典当行讲究能“收得进，卖得出”。收来的东西一旦转绝当了，不能砸手里，得能卖出去。圈儿里人赞叹“朱惠玲有一手托两家的本事，既是作价高手，又是销售奇才”。
一天，店里来了对夫妻，女的看中一副3000多元的珍珠耳环，男的却说：“不值，人老珠黄，戴几年就黄了。”朱惠玲想起师傅教的生意经“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再看那女人两眼死盯着耳环，透着喜欢，就判断这买卖能做成。她当即耐心地为两人细细介绍：“珠宝有五皇一后之说，五皇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一后就是珍珠。这珍珠是天然的，市场上卖1万多，我们这儿因是二手的才便宜。”最后，两人高高兴兴地把耳环买下了。
多年来，朱惠玲养成个习惯，逢休息日必跑市场，看手表、相机、珠宝、皮货和IT产品的行情，因为商品更新换代太快，不识货根本没法作价。“甭管去哪，看商品的第一反应是真假和价钱，”她乐呵呵地说，“记价钱是我的一绝，过目不忘，干一辈子了，条件反射。”
京城各典当行都有朱惠玲的徒弟，不少已小有名气。“鉴定物品是一门艺术，我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得传给他们，让他们走捷径。”眼下，她正忙着把自己的绝活传授给刚大学毕业的新徒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