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鄢烈山先生最近一次见面，是在杭州同游西溪湿地。同行者都沉浸在大自然的安逸和静谧中，不大谈及世事，他似乎无意间说起，看来自己这辈子是没有改行之虞了，那就和他们耗到底吧。这里的“行”，以我理解，指的是时评写作这活儿，而“他们”即鄢先生笔下针砭的那些时弊的当事人。
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倒是更像为自己的仇人活着”，在另一个地方又解释道，这仇人中间没有一个是私仇。这些话也颇合于曾以自己的杂文集获得鲁迅奖的鄢先生。
和鲁迅一样，鄢烈山身体并不强壮，他自幼多病，15岁以后就没有断过药，仅大学期间就住过3次医院，“长的一次达半年，要不是系领导念我那么大年纪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而睁只眼闭只眼，早就‘休’掉我退回老家了。”但那看起来瘦弱的身体里却仿佛藏着无穷能量并藉笔墨随时喷射出来。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首开时评这种文体之先河，以公民身份谈论时政，如今这已成为众多媒体的重头版面，蔚为大观。
鄢先生处世低调，他批评特权，自己也讨厌特权。到一个地方，轻车简行（往往是向朋友借一辆自行车随处逛），从来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有时甚至到了“迂”的程度。有次与他同登黄山，那时他还没用手机，遇上需要即时联系的事，却不愿向同行者借用一下，而找公用电话来打。他的谦虚谨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鄢烈山说他写时评，有三个心理动因：首先是不服气。不承认谁有正当权利（权力）控制他的思想和写作，强制他必须说什么、又怎么说。其次他相信自己的言论（社会行为之一种）可以参与并影响社会进程，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变化。而所有这些都建筑在他对近些年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体认上。他认为这种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巨变和开放政策带来的国际互动，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二是社会各阶层、各种势力的互动，在“交锋”、“较量”和博弈中达成暂时的平衡，其中有双方的妥协与让步。三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相对发展，对公民权利的实现具有不可抗拒的推动作用。正如没有广播电视的普及，就没有欧美国家今天的普选模式里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没有互联网的普及，就没有每日厚厚一大摞的市民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与其他传媒的互动，无疑是这几年新闻热点和舆论沸点形成的条件。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对中国社会终将走出“历史三峡”的转型期，他持相当乐观的态度。
鄢烈山写过一篇叫《涌泉之感》的文章，记述大半生中帮过自己的人。正是那些人与事，让他感受到人世的温暖，而自己何以回报？只有“努力做个好人，多写几篇好文章，以不辜负他们给予的厚爱。”
文章在他心里，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与人性的力量。
自从有了时评这么一种东西，再加上网络的迅速传播，这些年来，社会的言论空间大了许多，一些方面的状况因此得到改观。1986年春天，当鄢烈山刚进报社时，“连交警都不可以批评”，不过20年左右，世事已恍然如梦。
这当然不只是时评写出来的局面，却也不能缺失时评的作用与贡献。
鄢烈山说自己从来不搞抽屉文学。听起来让人觉得一点儿也不清高，但他这样做显然更有益于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