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是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第一条，政府规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样两个新农村建设目标就算有保障了；有了第二条，政府规定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态良好”这些公共目标也就有了保障。从根本上说，第二个条件的存在要依赖第一个条件的形成。
难题在于如何让我国农民富裕起来。搞清楚这个问题要理解我国多数农民贫穷的原因。了解我国农村状况的人都知道，我国耕地的数量在18亿亩左右，而我国农户总数约两亿四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民大多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他们每年的有效劳动时间平均在两个月左右。当然，这些农民内部又是不一样的，其中，约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或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他们的家庭成员常常都要参加生产，每个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日都在半年以上；更多农民生产粮食，搞大田农业，有效劳动时间一年不足两个月。结果很清楚，前者的收入大大超过后者。
能不能让所有农民在现在的土地上忙碌起来，每年的工作日像城市人一样多，从而挣更多的钱？现在不可能。市场规律和农业的技术性质决定了18亿亩耕地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当然，如果我们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全国人民搞农业都不会生产出1万亿斤粮食来。我们要懂得，农业越是进步，它所吸收的劳动力就越少。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饭桌上食品的相对价格越来越低，我们也才显得越富裕。
我粗略计算过，大田里的农民每年的有效工作日不到城市人有效工作日的1／6，这样说来，这些农民与城市人的收入差距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说这不合理，那不是农民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们过去长期奉行的政策出了大问题，把农民束缚在了农村，未能通过经济发展转移出足够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就业不充分的农民就不得不成为穷人，由这样一些农户构成的居民点——村庄，只能是破败的村庄，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改造农业组织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很难。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的进步在我国被冠以“农业产业化”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是指建立在农业专业化基础上的农业经济的一体化。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后果仍然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业高度产业化的条件下，服务农业的“龙头企业”从事更专业化的流通和技术服务工作，农民便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产品流通领域和生产资料购买领域，甚至连地头上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专业化的生产，某些短缺农产品常常会迅速增加供应，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很小，价格便可能下跌，如果农民的土地耕作面积不变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会下降。
显然，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让农民耕作更多土地，从而增加有效工作日，最终增加收入。农民比我们更懂得这个道理。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民的束缚不断减小，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做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同时，留在农村的农民也有了更多土地可以耕作，加上农业技术的进步，平均农业收入也增加了，农民的日子才好了许多。但目前这个情况还远不足以支撑留在农村的农民达到城市一样的生活水平。按我的大略测算，每户农民大田农业耕作规模如果平均达到50亩，农民的收入水平就可以达到城市低收入水平（一家有一个劳动力在一般岗位上工作），如果再有兼业收入和政府更多一些的补贴，农户的收入就可以达到目前城市中等收入水平。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就意味着大量农户将转移到城镇，大量村庄将消失或收缩为小居民点，农村剩下的农户将在3000万户左右。这些农民不仅有足够的家庭收入，他们也将有能力为社区公共事业支付一定资金，国家的支农财力也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农村面貌就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大略估计，在我们国家政治稳定进步的大前提下，那么这个时间快则二十年左右，慢则四五十年。有人担心我们的城镇发展能否吸收那么多农民进城，常常提出能源和环境因素的限制作为理由，而我作为经济学者，对此毫不担心。如果对此发生怀疑，实际上是怀疑中国人创造现代化的能力；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