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过去了，我很怀疑它！”——借势于冯氏电影的再次火爆，对《甲方乙方》台词的这句反仿，正迅速成为坊间新流行。人们之所以纷纷怀疑这一年，大概是因为在这个年份中发生了太多的怀疑：在这一年，或大或小、或深沉或浅薄、或有益或无聊、或有结果或无结果的怀疑与反思、批评与求证、忽悠与反忽悠事件，实可谓不胜枚举。
比较有价值的一次怀疑、反思和批评发生在年末，发生于文艺批评界的“高层”。12月中旬，在以“批评与文艺”为主题的北京文艺论坛上，一大批文艺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编导等，对文艺批评现状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有记者描述道：“几十位与会者的发言中，‘困境’一词一再出现。”与会者普遍认为当下中国的文艺批评面临泡沫化、空洞化、诚信危机、丧失原创性、以金钱为目的等现实困境，甚或经受着“生存还是死亡”的拷问。据悉朱大可的演讲便以《忧郁的批评》为题，以文学批评家余虹的自杀事件为引，并直言“我不知道批评是活着还是死了，批评家们的生存现状面临严峻的挑战。”且自称“文学忧郁症”的病人，“我恳求你们，请你们治疗我吧。”从而使整个发言过程颇显悲怆。
全面看来，之所以发生如此一幕并不是因为批评家们的矫情。时下“正统”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确实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多且愈发严峻的问题。问题之一：面临“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虽然各种出版物越来越多，进得了主流视线且又“值得一评”的作品却越来越少。问题之二：文艺批评的整体在影响越来越小的同时，名声越来越差。不过，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文艺批评本身出不了精品，其江湖地位逐渐沦落便势在必然。
文艺批评的困境，缘起于批评家们的功利和浮躁。乍一看，文艺批评在当前的无用武之地，是受了以文学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普遍“垃圾化”的拖累，然而，这实则又有一种因果报应的逻辑隐含其中——长期以来，文艺批评对文艺发展没能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本次论坛上所指出的：“商业赚钱原则渗入到当前的文艺批评已是个不争的事实”；“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作者‘捧角’会，‘树碑立传’会……这种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逻辑，腐蚀了文艺作者和批评家，从而出现广告批评、红包批评、作秀批评等各种畸形”。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很像某些地方环保把关不严引进了太多污染企业，最后导致自己也不堪生存。
众所周知，皮之不存，毛无所附，文艺批评并不能独立于文艺而独存。以文学为例，文学作品越精彩，以其为讨论对象的文学批评才有精彩的可能。而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却是：由于文学本身正日趋“垃圾化”，使文学批评简直成了“无米之炊”，或是只能停留在“小儿科”的水平上。当然，文学式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仅就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而言，文学批评可称文学的“啄木鸟”，有严厉的、眼里不揉沙子的批评家，作家才不敢懈怠，更重要的是某些文学投机分子才很难混进来。眼下的情况却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投机批评家、投机刊物版面等，一些原本的严肃作家沦落了，甚至一些原本不具备作家素质的人混进圈子且成了名角——严重的“逆淘汰”。这从2006年“韩白之争”所引爆的文艺批评界诸多糗事丑闻中可找到足够证据。由此可以说，文艺批评“啄木鸟”功能的丧失，使中国文学艺术的大树已是“病虫害”严重，堪称千疮百孔。如此背景下，批评家们想撷取一二高枝之花，难矣！是故，批评家们的名声乃至饭碗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中某些人的短视而造成——此为功利和浮躁的表现和影响之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艺批评家都掉进了钱眼，沦为了轿夫和吹鼓手。有些人的文化责任感、批评伦理感都很强，理论功底也很深，但问题出在某些人“食洋不化”。比如时下的学院派文艺批评家当中，许多人对西方的批评模式、概念体系等很熟悉，但某些人在解读和批评中国的文艺作品时，经常既不从作品本身的意义和文本出发，又脱离开中国的现实，而且不愿意与作者平等对话，只会居高临下地拿西方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模子去“套”，如此“套”出的批评文章看起来很唬人，实际上很无用——圈内人不想读，圈外人读不懂，与作品与现实都脱节，实际意义全无。显然，这并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甚至可称是学术泡沫。细究之下，如此玩概念、扮深沉，其实也是浮躁的表现之一种。
自我怀疑是摆脱懵懂的开始，自我反省是进步的最根本动力。文艺批评界对自身的怀疑、反思和批评，虽然来得有点太晚了些，甚至有点“被迫”的味道，但这种自我救赎的努力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