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前几天，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李亚平的新作《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这是他以《帝国政界往事》为题出版的第三种书。会上有记者问起他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写作。他说，常去潘家园逛旧书市场，在那里，郭沫若、范文澜讲中国历史的书一两块钱就能买到，而黄仁宇、唐德刚、吴思讲中国历史的书，逛多少次也看不到。因为这些书，个人更喜欢收藏。所以，他决心用后者的路子写中国历史。
毕：李亚平的书我也看过。第一本写宋朝，第二本写明朝，文笔都很生动，也有思想深度。看得出他受了黄仁宇的影响。他和吴思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有比较多的交流。
梁：李亚平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按说，郭沫若、范文澜都是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为什么他们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书反而不如黄仁宇、唐德刚、吴思的受欢迎呢？我们都知道，郭老、范老在“文革”以前，各自在中国科学院系统领衔了一个中国通史的写作班子。郭沫若领衔的成果叫《中国史稿》，范文澜领衔的成果叫《中国通史》。他们说是主编，其实年事已高，社会活动又多，实际由助手撰稿，而叙述历史的框架，只能是当时正统的观点。因此这些书，虽有个人领衔，其实都是官修史书。官修经费有保障，资料条件优越，但表达个人见解的自由度很小，所以很难带来阅读的快乐。个人得到这种书，搬迁新居、打扫卫生时不想保存，送到废品收购站，再流到潘家园，一点也不奇怪。
毕：官修史书的机构，现在比古代更多了。政府划拨的修史经费，也非郭沫若、范文澜时代可比。但这些机构编写的各种史传，真正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寥寥无几。
梁：在西方，从古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开始，史学的传统就是私人编纂，个人修史，一直持续至今。所以史书枯燥乏味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性。而中国史学的源头却是官修。商代就有了史官。中国古代的史书虽有官修、私修、奉诏私修几种情况，但官修一直是主流。顾准就说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再有才华的学者，参与官修史书，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己的个性追求，而服从政治权威的意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毕：晋国的董狐，宁愿被杀头，也要秉笔直书，记录历史的真相，不也是中国史官的传统吗？
梁：董狐之笔令人敬佩，但只是史官中的特例，非史官文化的主流。就是今天，参与官修史书的学者，也不乏有才有德之士，但最终完成的成果，还是得符合政治权威既定的整体结论和表达风格。
毕：我也看好私人修史。人们爱看的史书，几乎都是出自私修。最近，深圳有位张光渝先生出了一本新书，名为《告别元老》。他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只是在经商之余从事研究。因为其父是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文革”中死于非命，他想为父亲立传，在写作的过程中，采访了很多父亲的朋友和同事，从而感受到党史中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盲点，于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梳理，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挖掘。其父的传记完成之余，日积月累，居然研究了几十个开国年代的将军、部长、封疆大吏。其中不少人物的研究都颇具新意。
梁：张光渝这部书之所以有味道，关键在于独立二字。采访也好，搜集资料也好，他用的都是自己的钱，而不是公款。所以，选择人物，分析问题，评说往事，分辨是非，也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更不囿于已有的定见，只是力求出以公心，还原真相，公正公允。这就是私人修史的长处，也是读者看好的原因。
毕：不光是史学，整个人文学术都存在官修还是私修的问题。现在教育科研机构的成果评价看“课题”，课题的级别越高，书做得越大，经费越多。但越是为课题完成的书，往往越没有人看。旧书店到处可以看到“课题”成果，放在那里无人问津。相反，那些报不上课题，拿不到经费的著述，反而好东西的比重大。越是个人化的研究，越可能拥有读者。比如许多杂感随笔，都有私人收藏。“书话”类的短文集子，比高头讲章式的著作更受读者青睐。在旧书店，此类书话的价格成倍上涨，而那些大部头却一分不值。做一个诚实的学者，认认真真写一两本读者愿意收藏的小书，其实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