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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辞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柯斌不时被“活着的意义”所困扰。
2001年春天，与白血病抗争了4年的女儿，在她怀里闭上了眼睛。她的脑子“嗡”地一下子空了。回过神来后，她紧紧抱住女儿，一遍一遍呼唤她的名字，亲吻她的脸颊，但女儿再也未能睁开眼睛。那一年，柯斌51岁，女儿20岁。
这位当年插队江西的上海知青，原本对未来存有许多美好的构想。比如，她希望女儿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以竟她因耽搁而未能实现的理想；比如她希望女儿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热热闹闹。但这些理想，都随着女儿的离世而破灭。
女儿离去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柯斌经常几天不梳头不洗脸。她时而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对别人的劝慰置若罔闻；时而又对前来劝慰的人喋喋不休，抓住不放。她的情绪总是反复无常，忽而雷霆震怒，忽而又放声恸哭。在街坊邻居眼里，原先那个性格开朗、衣着讲究的母亲形象再也看不见了。一些人私下甚至称她“祥林嫂”，远远看见她就躲着走。但柯斌并不在意，她的生活只剩下回忆。她甚至“盼望死神早一些光临”。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笑容才又回到了柯斌的脸上。她重新开始精心地打扮自己，该玩就玩，该唱就唱。
“女儿肯定是希望我快乐的。”柯斌说着，扬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脆生生地笑了。她的玫瑰红外套、橘红色围巾，以及浅栗色BoBo发型，让她重新焕发了往日的光采。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星星港”。
这些爸爸妈妈的世界只有灰黑白
柯斌这样形容自己那段噩梦般的日子：白天，要么盯着女儿的遗物发呆，要么坐到女儿墓地讲述周围发生的一切；夜晚则躲进黑暗的房间，回忆女儿活着时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柯斌所经历的痛楚，每一个失去爱子的父母都曾经历过。臖臖妈妈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女儿被歹徒勒死在床上后，她从此一蹶不振，卧床不起，不借助药物便无法入眠，身体迅速消瘦。有时，她会魂不守舍地走上街头，在车流人流中寻找女儿，每看到一个像女儿的背影，便会追上去呼唤女儿的名字，有几次，差点被飞驰的汽车撞着。为此，她的丈夫一刻也不敢离开，时刻守在家中。
她避而不见那些探望她的人，更不愿见到有人领着孩子到她家。为了减轻妻子的伤痛，臖臖爸爸低价卖掉了市区的新房，搬到没有熟人的郊区。他们将女儿的遗物存放在别处，断绝了与过去所有的联系。但即便如此，有时一个不经意的信息，仍能勾起这位母亲对女儿不绝的思念。
“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叫了声‘妈咪’，和我女儿叫得一模一样。我一听就傻了，想再听一遍，就没答应，可惜再也没有听到。”臖臖妈妈至今说起来还在不住叹息，“我好后悔呀，要是当时答应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也好后悔呀！”在一旁忙活儿的赵女士听臖臖妈妈说起女儿，放下手中的活儿，接过话茬儿说，“以前我们想着女儿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就想省钱给她将来创造一个好条件，舍不得让她吃让她穿。现在女儿走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真是好后悔呀！”
说着，赵女士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臖臖妈妈递给她一张纸巾，轻轻拍着她的肩。
赵女士女儿是2004年因病离世的。“女儿问我，妈妈，我会死吗？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赵女士抽泣着说。
女儿走了，她与先生均辞掉工作，俩人“你看我，我看你，整日以泪洗面，一句话也不说”。哭累了，就打开电视，也不看，只为听个响。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从来没感觉到饿”。
有一次，赵女士到女儿生前治病的医院买安眠药，看到医生，就想起了女儿，眼泪止也止不住。她上前告诉医生：“我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医院死掉的。”医生一时语塞，脱口道：“我老妈也走了，一样的伤心。”她一下失去了控制，拍着桌子大喊：“你再说一遍，我就和你不客气。你老妈七八十岁了，我女儿才23岁，能比吗？”
有关数据表明，仅上海，每天就有16~18个年轻人或幼童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这意味着上海每年便会新增6000多个丧失子女的家庭。如果按此比例推算，全国每年丧失子女的家庭便会数十倍地增加。
在独生子女政策早已成为国策的今天，一旦丧失子女，对一个家庭的灾难不言而喻。
福寿园（上海）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伊华上小学的女儿曾有一次陪着妈妈和这个群体一起活动。她的热情善良赢得了不少家长的喜爱，有人甚至认她为干女儿。于是，每逢节假日，这个孩子便会给这些“干爹干妈”发短信问候。
回到家后，她女儿对她说：“妈妈，这些爸爸妈妈的生活太消极了。”后来她在作文中写道：“这些爸爸妈妈的世界只有灰黑白，但世界是多彩的。祝愿他们早日能从灰暗的世界里走出来。”
终于，上海有了一个“星星港”。
大家恋恋不舍，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星星港’，一个多么温馨的地方！湛蓝的夜空，美丽的星星在璀璨，那是我们的小天使明亮的眼睛在闪烁，那是我们的孩子在跟爸爸妈妈说话；宁静的港湾，我们相依相守仰望星空，泪水和微笑同品，理解和劝慰交织，回忆和思念似阵阵海浪拍打心间……有了这样一个港湾，有了命运与共的兄弟姐妹，波涛汹涌的大海不再使我们绝望，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星星港”网站上这样写道。
为什么叫“星星港”？柯斌解释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人间每失去一个孩子，天上就会多一颗美丽的星星。孩子是天上的星星，‘星星港’是父母的港湾。”
有一天，仍在痛楚中的柯斌接到上海福寿园工作人员吕女士的电话。电话中，吕女士告诉她，福寿园客户中有一位孩子早逝的母亲王子美，希望陵园邀请几位命运相同的家长走出来，互相认识一下。
这一提议正合柯斌的心意，她立刻答应了。
以前到墓地“探望”女儿时，柯斌也经常能碰见为孩子扫墓的家长。有时他们还会搭个话，互相诉说一下彼此的痛楚。如此一来二去，柯斌认识了其中不少人。因为同样的遭遇，使得他们在一起，彼此更容易得到理解和宽慰。为此，柯斌去女儿墓地比以往更勤了。
另外几户随机选定的家庭也没有拒绝吕女士的电话邀请。2003年7月23日，10个家庭走在了一起。
他们在借用的会场中互相倾诉，直到晚上7时会场关门。接着，他们又把倾诉的场地转移到了一家饭店。饭店打烊后，他们又相互送到车站。
“大家恋恋不舍，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吕女士回忆道。
已是深夜，在车站分手时，大家约定今后每月见一次面。
一个团队就这样诞生了。
以后，有人提议给这个团队起个正式名称。在五六个备选名称中，大家一致选择了“星星港”，并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即2003年7月23日，作为这个团队的创建日期。柯斌被推选为“星星港”的理事。
接下来的每个月，这10个家庭都会选择一天聚在一起。临近新年，他们还约定到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到养老院、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孩子，并与他们一起开展娱乐活动。
有一年新春，他们到福利院开展“抱抱孤儿”的活动，柯斌对孩子们介绍“我是清清妈妈”，一个孩子误以为是“亲亲妈妈”，跑上前亲了柯斌一口，柯斌顿时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幸福和温暖”。她随即抱起孩子亲了一口。孩子笑了。
“看到孩子的笑脸，我很快乐。”柯斌兴奋地说。这虽然会让她想起女儿，让她感到“彻骨的痛”，但也让她对“活着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一次次相聚和倾诉中，这个团体逐渐少了哭声，多了笑声。
福寿园自始至终关注着这个团队，从她起步之初便倾全力支持她的成长。2005年,福寿园一次性拨出公益基金100万元和价值100万元的实物，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旗下启动了“星星港”专项基金。
“我们陵园既然给了这些孩子们美丽的归宿，就要用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去温暖这些父母苍凉的心灵。”福寿园副总伊华说。
应“星星港”家长的要求，福寿园还为孩子们建起了纪念馆。纪念馆内一片海蓝色，展示柜里摆满了孩子们的纪念品：舵轮、救生圈、栏杆，蓝色地毯、海鸥和星星……这里像一个宁静的港湾，孩子们时刻准备远航。
在福寿园的支持下，“星星港”的团队日益壮大，到眼下，已有250多个家庭加入了“星星港”。他们的活动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
前年中秋节，部分“星星港”成员租了两辆车到浙江“农家乐”团聚过节。出行前大家约定，不对外透露身份，即使对司机也保密。一位司机大概觉察到某种异样，吃饭时，他突然说，听说上海有一个“星星港”，那里的人吃住都在一块，和一家子一样。
听司机这么说，大家忍不住偷偷笑了。有人打趣地回应：“你说得不对，他们不是同吃同住吧？”
“不，就是同吃同住。”司机认真地说。
我们也在找父母，也在找精神依靠
冬日的太阳透过树叶，温暖地撒在上海市闸北区保德路1316弄66号甲这一独栋建筑上，勾勒出一幅南国冬日暖意图。这里就是上海“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所在地。
早晨9时许，身穿红色皮衣的珺珺妈妈赶到这里值班——“星星港”目前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所有来此值班的人都是志愿者——为此，她须在早晨7时前出门。不一会儿，前来陪伴她的赵女士也出现了，手中提着香蕉、橘子、柚子、瓜子等零食。
珺珺妈妈在查看前一天记录时，赵女士则忙着收拾办公室，拖地、擦灰，烧水。一切收拾停当，她们就坐下来聊天，吃零食，时而发出“咯咯”的笑声。
中午时分，赵女士的丈夫带来了水饺和馄饨，有素馅，有肉馅。赵女士到微波炉热了午饭，大家趁热吃了起来，赵女士的丈夫则在一旁微笑着看大家吃。饭毕，臖臖妈妈不住地赞好，并抢着刷饭盒。
“午饭大都是别人送来的。”珺珺妈妈笑着说。
等赵女士丈夫出门，珺珺妈妈手捧话筒，深情地唱起《久别的人》，赵女士则坐在一旁听她唱，时而还点评一两句。说到高兴处，俩人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我已经不会笑了，笑了就觉得对不住女儿。”珺珺妈妈说，“自加入‘星星港’后，我好多了，现在又唱又跳。”
去年初才加入“星星港”的赵女士也表示，自己比来这里之前好多了。“以前我只要一提到女儿就说不出话了。”她说。
下午3时许，“星星港”的门被推开了，一位女士探进头，问这里是不是“星星港”。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走进房间，一眼就认出了臖臖妈妈，连声赞她“胖了，肤色也好了”。
“我不敢来，怕大家提伤心事。可是又想知道‘星星港’还在不在，怕没了寄托。”56岁的来者王女士说。
珺珺妈妈忙请王女士入座，打住了她的话。“我们不提伤心事，不提。”
她们随便聊了一会儿，不知谁还是说起了孩子，3人一起又默默流了眼泪。
“我们也在找父母，也在找精神依靠。‘星星港’就是我们的依靠。”片刻后王女士含着眼泪笑道。
16时许，赵女士要去参加“星星港”成员组织的另一个活动。她约了第一次见面的王女士，王女士满口答应，俩人结伴上路了。
眼下的“星星港”，并没有借助特别的心理治疗手段。尽管他们也在尝试“哀伤服务”、“精神救援”，但并无更多的经验可借鉴。他们只是尝试着由老成员现身说法，与后来者面对面交流。有时他们组织一些旅游、聚会活动，并成立了一些兴趣小组，比如编织、歌舞等，有时还走出去，组织一些公益活动等等。
从这些活动中，有一些父母从最初的丧子伤痛中走了出来。
王女士原本打算出家当尼姑，但加入“星星港”后，她已打消了这个念头。
曾卧床不起的臖臖妈妈，在去年7月“星星港”4周年庆祝活动中，以一支《凤凰姑娘》的舞蹈，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66岁的潘女士老来丧子。在儿子离世后，她3个月没出家门。偶尔下床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身体恢复一些后，她就经常坐车到儿子的坟头哭。自从去年3月，她参加了一次“星星港”组织的聚会后，没事的时候，就转乘两个多小时的车，从闵行区赶到保德路，陪伴在这里值班的人。
每当有新人加入，潘女士都会打电话安慰。她还学会了发短信，尽管发一条短信有时需要两个小时。“苦难使我们走到一起，愿这份情伴随我们度过余生。祝你们平安健康。”这是她给“星星港”的一个新成员发的一条短信。
潘女士还提议大家以后多串门：每家拿出两个菜轮流到各家聚餐。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今。
“我经常拿拍黄瓜。”潘女士说着大声笑了起来。
在“星星港”的帮助下，两位大学生志愿者也走进了她的家庭。
正在说话过程中，一位志愿者打来电话。潘女士让她过来，对方还在犹豫。“快点过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潘女士催促道。
不大一会儿工夫，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子带着一名同学来了。她笑嘻嘻地让她们坐下，并忙着下厨要帮她们煮水饺。
女孩说今晚还有事，打电话本来是要约明晚的事。
“那我把水饺冻起来，明天过来吃啊。”她的声音中多了一份期待。
你不收下，我们还是兄弟姐妹吗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我们同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一样的爱。”
几乎每一个“星星港”人，都会提到这首《让世界充满爱》。很多“星星港”人也正是从这首歌中，爱上了“星星港”。
“你到我们家去了吗？”刚一落座，燕燕妈妈就笑着问记者。她所说的家，就是保德路的“星星港”。
这位曾在内蒙古插队的天津知青，女儿被试乘试驾的人撞死后，一病不起，至今不能久坐。记者去她家的前几天，她又病倒了。听说记者要来，挣扎着起床，特意把房间收拾了一遍，穿上表示“喜庆”的红毛衣和长裤，头发还打了“星星港”姐妹送给她美发用的摩丝，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受采访。
“有人告诉我，在原来的房子里等上3年，女儿就会回来。”她说，就为了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理由，她在泪水中苦苦等待女儿现身。
女儿3周年忌日后，她决定自杀。在开煤气时，被惊醒的先生制止。第二天一早，先生不敢出门，怕太太再做傻事。
这时正好“星星港”当地组长一早到燕燕妈妈家回访。得知事情原委后，组长丢下自己重病的丈夫来照料燕燕妈妈。此后数十天，组长白天就在燕燕妈妈家“上班”，陪她聊天，给她做饭，照料她的饮食起居，晚上等到燕燕爸爸回家才“下班”。如此，直到燕燕妈妈答应不再自杀。
平日里，组长也不放心她，隔三差五，或逢天气异常，就会打来电话问候。前些天，“星星港”还为她联系了一个募捐的电视节目，希望她参加，以筹款治病。“千万不要在报道中出现我的名字，‘星星港’的人都会这么做。”在记者离开燕燕妈妈家时，组长一再叮嘱。
“‘星星港’的人这么关心我，在乎我，我能不感动吗？”燕燕妈妈平静地说，“‘星星港’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我也要为她做点事。”
她因病不能久坐，但在采访过程中，一直在高凳上挺直腰板。“我们这个不幸的大家庭，十有八九不愿意揭自己的伤疤。但我除了嘴能说话，别的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愿意接受采访，让全社会都来关注我们这个群体。”
事实上，这位重病在身的母亲一直在参与“星星港”的活动，她到中学生、大学生中间做演讲，以自己痛苦的心路历程教育青少年珍惜生命。她还坚持在网上“星星港”纪念馆留言区发帖，安慰那些痛苦的需要帮助的人。
另一位成员，也感受到了“星星港”兄弟姐妹般的关爱。去年3月，这位成员亲属遭遇重大车祸。当消息传到“星星港”后，不少人自发聚集到医院门口，帮她联系床位、筹集手术款。
一位单身母亲，因孩子看病欠下巨额债务，每天省吃俭用，有时一天只有两元钱的生活费。但她一次性从退休工资卡中拿出3000元支援遭灾的“港友”，仅给自己留下500元生活费，并一再表示“剩下的钱够用一年”。
“我们这些人，最知道什么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什么时候是钱堆成山都没有用，大家相互帮助实在不应该见外！”她宽慰这位成员。
赵女士夫妇双双下岗，女儿生前治病也掏空了他们的家底。但当他们得知“星星港”那位成员家发生的事情后，马上打去电话慰问。第二天一早，夫妇俩忙了一上午烧好鸽子汤、油爆虾，又转乘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拎着保温饭盒出现在医院。临走时，她们硬是塞给还是初识的“港友”一个信封。遭到坚拒后，赵女士反问：“你不收下，我们还是兄弟姐妹吗？”
“星星港”中另一个家庭，儿子离世后，亲戚朋友帮忙完毕，父亲对一些至亲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百年之后，和儿子葬在一起。谁知他的话音未落，一个声音就冒了出来：“你们死了我们还管呀？”
“你们不管有人管，我们还有‘星星港’呢。”“星星港”的成员回答。
我们要把对孩子的爱延续到整个社会
女儿辞世很长一段时间后，柯斌终于悟透了活着的意义。在组建“星星港”后，她发现生活的路更加宽广了。
柯斌女儿在生病的4年间，学会了插花，画水墨画。同时，她还鼓励并帮助病友和她一起学习。插花得奖后，女儿将奖金捐给了比她更需要钱的病友。
从江西到上海给女儿治病的柯斌，无力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上海知青在媒体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慷慨解囊。为此，女儿问妈妈：“我能不能改名叫朱清？”妈妈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原名叫朱慧的女儿改名为朱清。在上海话中，朱清和知青的发音相近。
“女儿在点点滴滴中教我学会了感恩。”柯斌说。
在整理女儿遗物时，柯斌发现有200元钱叠得整整齐齐。同时，她还翻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给女儿捐款的回执。她突然明白，女儿原想将这200元钱捐给青基会。
于是，女儿下葬后不久，柯斌便和丈夫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将女儿留下的200元钱捐给了青基会。以后每逢女儿生日，柯斌都会给青基会捐200元钱。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柯斌说，“事实上我是在替女儿做事。女儿的爱延伸到哪里，我的爱就延伸到哪里。”
朱清生前希望自己能举办一次画展，将展出所得捐给和她同样患白血病的人，但至死未能如愿。后来，柯斌帮助女儿完成了遗愿，并将画展所得的近9万元，悉数捐给了白血病患者。
一个受捐助的孩子，在拿到捐款后，忽然喊了她一声“妈妈”。
“我突然明白了，我还有很多孩子，这些孩子需要帮助，需要爱。”柯斌说，“我不能一直消极下去，我要努力赚钱，帮助更多的人。”
自从组建“星星港”后，柯斌发现，这里不少人和她一样，都有着类似的想法。他们还认识到，要让大家重新走向社会，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仅仅依靠小圈子内的相互安慰是不够的，必须让大家走出去，与社会互动，让大家在得到社会尊重和认可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活着的意义。
为此，在“跨越苦难，重塑人生；自助助人，奉献社会”的理念支撑下，“星星港”成立了6支分工不同的志愿者服务队，分别是“关爱服务队”、“文艺宣传队”、“健康保健队”、“生活娱乐队”、“交通安全宣传队”和“社会公益队”。
自2006年起，这个团体还开展了“牵手阳光”活动：与病人牵手、与孤儿牵手、与大墙内的人牵手……
当听说上海一位普通市民创办的福利院有困难时，“星星港”的几位家长便赶到这个专门收养残疾孤儿的福利院探望。后来他们发起牵手老区孤儿活动，并与这个福利院签下了助养协议。截至日前，“星星港”已经助养了3个孤儿，每人每年6000元。
他们还走向街头，向行人宣传交通安全；走向学校，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教育青少年珍惜生命；走向医院，看望白血病患者；走向敬老院，陪伴老人们度过一天；走向少教所，与这些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虽然你们有巨大的不幸，但你们的生存是有价值的。你们化悲痛为力量，并用这样的激情去帮助他人，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非常有意义的行为。你们今天选择了一条希望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一条从小爱走向大爱的道路。我尊敬你们，我感谢你们给我的教育。我们大家都尊敬你们，向你们学习。希望你们永远地保持下去，希望你们通过时间的流逝，重新得到幸福，大的幸福，人类的幸福。”这是“星星港”3周年活动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说的一段话。
同时，这位著名电影人还自愿当起了“星星港”的义工，为这个群体提供心理辅导。
“萧伯纳曾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现在，孩子们的火炬暂时交给了我们，为了天上的星星，我们也会克服困难，快乐地活下去，把火炬交给需要的人。我们要把对孩子的爱延续到整个社会。”柯斌用唱歌般的语调说。
（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热线电话： 021-8008205320）网址：xingxing．netor． com）
照片：“星星港”人和孩子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