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游记需要严肃的态度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撰写《中国游记》时的状态很令人钦佩。为了配合大阪每日新闻社的需要，芥川拟定在旅行中发稿，文章讨论的也无不是严肃的话题。虽然由于健康的原因，这样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但是日本作家为自己规划出的写作方式，仍然让人叹服。

    在凤凰卫视策划的千禧之旅中，余秋雨也曾采用过类似的方式。虽然与其过去的作品相比，那本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文字上都要逊色不少，但是在我看来，对它的恶评仍属无中生有之事。旅行中的写作本来就不同于平日，资料和时间均很有限。余秋雨能在紧张的行程之中不放弃对文化的讨论，这样的功底自然不是寻常作者所能企及。

    无怪乎在芥川看来，自己辗转于中国沿海，却能够做到每天发稿，这样的作为几近于第一流的记者。他在序言中这样自夸：《中国游记》这本书，归根结蒂是发挥了我新闻记者式才能的产物……那才能曾经如电光一般，或者至少如舞台上的灯光一样闪亮过。

    反观今天活跃在媒体上的很多游记作者，可曾有过这种新闻记者式的才能？除了陈词滥调的见解外，他们是否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如今流行的游记撰稿方法有以下几步：先是对景区进行介绍，然后再夹杂些情感的抒发，最后再到互联网上搜索几则地方掌故与奇闻逸事，以此来拼凑成应景的文章。这样的写作不需要思考，只需专注于对材料的加工，读者看到的也全都是千篇一律的肤浅之作，写作变成了批量制造的过程。

    实际上，现在的游记作者少有专业人士，他们甚至不是专门的媒体从业者。如果要勾勒出这一群体的特征，他们大部分在公司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不错的收入。随着自助旅行在中国的兴起，这些人最早踏上旅途并喜欢在网络上交流心得，当各种媒体的旅游栏目开始涌现并缺少作者时，这些人因为自身的游历经验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撰稿的任务。

    刻薄地讲，他们喜欢看碟胜过读书，喜欢讲究情调，他们所能想到的最严肃的事情可能是环保或为文化遗产摇旗呐喊。他们热情地拥抱西方，却又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盲目地标榜前者。这些人是消费时代的造物，却又有着浓厚的精英意识。他们文才虽好却无真知灼见，总是希望在游记中描绘歌舞升平的场面。

    畅销书和电影，几乎是这些人思想的全部来源。当写到越南时，他们总要提杜拉斯的小说；当谈到高棉时，则又转到了王家卫的电影。最近有一本土耳其的小说很畅销，其内容与古老的细密画有关，先不管人们能否从中洞悉到苏菲派的精神，我估计从此以后，少不了会有人引用这本《我的名字叫红》。但愿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中国游记》，到了最后不会沦为同样的下场，不过本书明显缺少浪漫的异国情调，估计不会引起多少游记作者的青睐。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旅行只是娱乐，它不应该牵扯太严肃的东西，但实际上，也正是此种推卸责任的态度，才遗留下今天这些思想空洞的作品。其实这样的局面也并不是无法改变，我们只需要转变观念，以严肃的态度重新对待游记。即使只是游记的作者，也有责任发表真正的洞见，只有每个作者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旅游作品才有确实的可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