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以富豪论大学精神
我无意去探究“富豪校友榜”的科学性，因为这样的“富豪校友榜”从一开始就存在方向性错误，是对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的误导。我不是说大学毕业生就不能够、不应该成为富豪，而是说，大学的主体价值不在这里，而是另有所鹜。其实真要论富豪，无论古今中外，大学毕业生的富豪比例可能远不如非大学毕业生的富豪比例高；真正成为顶级富豪的大学生更是少而又少。许多大学毕业生富不过非大学毕业生，比尔·盖茨、李嘉诚、霍英东等都没有大学文凭，但无数大学毕业生被聚拢在他们的旗下。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而不是堕落为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所说的“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其主体价值就在于，它对整个社会必须有一种精神和方向性的指引，跟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点点“遗世独立”的味道。它应该及时发现、创造、倡导并且践行社会所稀缺的知识以及价值观，成为当之无愧的“反潮流的潮流引导者”。而大学富豪校友榜，恰恰是趋势媚俗随波逐流之举。
这种大学精神和使命，体现在培养学生上，大而言之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就是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和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自由人。他们能够直面世间那些根本的冲突，勇于、敢于、善于担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后果，而不是寻觅各种避难所来推卸和逃避责任。北京大学精神上的先驱洪堡和席勒曾经为这所大学规定了它的使命：大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塑造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者说教化能够感受到真、善与美的人，能够领悟到人之尊严，人在有限性上有所建树的伟大的人。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洪堡甚至认为：“公共教育应完全处于国家权限之外……”爱因斯坦也把“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作为学校教育的目标。而蔡元培则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这种大学精神和使命，体现在服务社会上，就是大学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西方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把“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作为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我们的大学则不断地向行政和金钱这两个世俗团体投降甚至主动投怀送抱。大学不再探究哲学和世界的真知，不再探索“政治的审慎与明智”，不再成为足以抗衡和批评社会不义的力量，自身反倒成了加剧和炙烤这种社会不公和不义的化身。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学的高额学费制度和大学招生名额的城市化和本地化倾斜制度，使教育不再成为社会公平的未来之基，反而成为社会不公的加速器！
我为什么要强调大学是“反潮流的潮流引导者”？正是因为这个过程，使大学成为社会“稀缺知识”和“稀缺价值观”的发现者、创造者和引导者，从而使大学彰显出更为迥异和卓越的价值之所在；也只有大学的知识和精神创造，才是喧嚣世界中产生和创造这些稀缺价值的最佳土壤。
大学的主体价值是知识和精神的价值，虽然它不排斥为世俗社会培养世俗领袖。但它的根本精神和使命一定是精神上的，精神领袖和人类精神的高度才是它的终极目标。耶鲁大学在创立的时候有一个建校使命：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但随后耶鲁大学又提出了它的基本使命：保护、传授、推进和丰富知识与文化。加州理工学院的使命是“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扩充人类知识与造福社会”。显然，比起培养政界和商界领袖，后者拥抱全世界、全人类的胸怀、抱负与人类情怀，无疑要深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