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怀念那精神创造如花灿烂的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末，尽管时代已度过转折点，似乎变化只发生在看不到的地方，一般人也觉得新生活就要到来，却不知道将要到来的是什么，一如以往度日。我认识高名潞时，他正在塞上的乌盟师范教书，课余练习油画，一点也看不出日后会成为先锋美术领军人物的样子。如果说也有标新立异的行为，只是私底下画画人体。这种美术教学中最基本的功课，在那个年代是出格的做法。
我在一份小报做编辑，高曾问我，能不能发一篇表扬某个同事的稿子？稿子有没有见报我忘了，由此可见他也未能免俗。不久高考恢复，高名潞在猛攻一阵俄语后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去了北京，读完就留在《美术》编辑部。我南来北往多了个落脚的地方，借居高名潞位于团结湖的家中时，总能见到各式长发短装的年轻人出入，同时看见他书架上大部头的美术理论书日益增多。其时我正在另外领域做有些相近的事，彼此意趣相通，都体会到一种明白自己正在参与创造某一方面历史的兴奋。
高名潞弄出的声音比我大，尤其那个中国现代艺术展，行为艺术者一声枪响，以当事者也没有料到的方式震动了社会，而先锋艺术的千奇百怪、标新立异乃至离经叛道是怎样让人头晕目眩啊！我知道这是高名潞忙碌的结果，而这种忙碌只有付出，没有酬劳。那时先锋美术作品根本卖不出去，大家都贴了钱创作，也贴了钱搞展览。居然都觉得来劲，也确有一种幸福感，这来源于多年被压抑的创造力终于有了爆发的机会。高名潞后来说过一句话无意中透露出他当时的感受，“本来，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批评的承认，而非商业利益，始终是惟一的报偿。”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心甘情愿忙碌的心理动因，在这样一场运动中，作为一个权威批评家，他的首肯或拒斥对那些“当代艺术家”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在如此境地中，往往会产生类似“上帝”的幻觉，其妙不可言，绝非几个钱就可替代的，况且当时中国，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没处发财，实现人生价值，更多地就靠精神活动。
高名潞名声越来越大，随着先锋艺术日趋活跃，更多地介入各种社会活动。我以为他的贡献，除编杂志，做展览，让更多的新锐画家和流派得以显山露水，还在恰当地把握了一个艺术运动的走向，使之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不至于轻易坠入另外的局。这种做法的意义在往后的日子尤其显现出来：与其他一些艺术门类，譬如摇滚音乐、朦胧诗歌相比，中国先锋美术较少受到打压，发展空间也相对宽阔得多。这种局面的形成与高名潞把握得当有关，在我看来是一种智慧的做法。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出于各种考虑，他最终还是接受邀请，去了哈佛读博士。这个别人看来难得的机会，他却再三犹豫，一方面出于自尊，受不了当事者有点居高临下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故土难离。然而一时间国内看来没什么事好做了，那么就出去开开眼吧。也就在其后那段时间，随着整个社会转型，中国许多方面都不一样了，就先锋美术而言，不少当年的参与者放弃原先的乌托邦追求和人道主义理想，以折衷甚至犬儒的姿态弄起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那一套，因为这些东西老外喜欢，卖得出大价钱。等他读完博士，当年国内的那种气氛差不多荡然无存。他也就选择了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系任教，工作之余，把精力放在策展上，继续向世界介绍他十分熟悉的中国先锋美术。虽然看起来是与从前同样的行为，我不知道他内心有什么变化，种种展览又渗进了多少商业利益。
看高名潞最近的中文著作，似乎更多沉浸在回忆中，对当代艺术即时的关照已逐渐演变成历史性总结，由广西师大出版的《’85美术运动》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表明他认为自己此生最大的价值，是在没有经济价值可言的上世纪80年代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