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十分钟
 |
中国每年百万人猝死
生与死的区别，在44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李学斌看来，只不过取决于他眼前的心电图仪屏幕上呈现的是怎样一条曲线。
15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屏幕上不规则的波形线渐渐变回规则的形状，一条生命被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他心中的那块石头最终落地，病房外焦急等待的病人亲属破涕为笑。
不过，更多的时候，他遭遇的则是这样的情形：那条揪着他的心一起波动的不规则波形线，缓缓变成一条直线，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就这样突然死去。
不管是怎样的一个结果，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都很短。
“就是10分钟的事，能救过来就救过来了，救不过来，一条命就没了。”在2008年1月10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大厅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启动仪式上，李学斌向众人介绍道。一周后，在办公室里，他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在他精心制作的幻灯片和提供的资料上，有着一大堆与猝死有关的数据和案例。美国每年大概40万~50万人死于猝死，几乎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猝死。据目前的统计，中国每年猝死人数“大概是100万”。
“这个人，知道吧？”李学斌指着曾在影视剧中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的图片说，古月患的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导致了心室颤动，心室颤动导致心脏骤停，并最终猝死。
在这个过程中，每耽误一分钟，生存率就会降低10％。“10分钟是个极限。10到12分钟后，就会脑死亡，即便抢救过来，也会变成植物人。”
根据美国弗雷明翰（Framinghan）心脏中心长达26年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在猝死的人群中，75％的猝死为心脏性猝死，即突然心跳骤停，呼吸也很快停止，脑的供血供氧立即中断的情况。而88％的心脏性猝死与心律失常相关，被称为心律失常性猝死，这其中又有83％是由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引起的，而心室颤动则是80％的猝死者最终的致死原因。通俗地讲，在美国的四五十万猝死者中，心脏骤停大概占35万，占全部心血管病死亡人数的50％以上，而且已成为20~60岁男性的首位死因。
“心脏就像一个泵，血打不出去了，就叫心脏骤停。”李学斌解释，心脏骤停80％是心室颤动导致的，就是心脏在哆嗦，跳动没规律。
“这实质上是一个暴乱，需要外部的一个高级电流，嘭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打趴下，让所有的细胞都停下来，谁是总司令谁起来，然后重新开始指挥，带着整班人马，一声令下开始有规律地跳。形象地讲，这就叫除颤。”
而除颤的过程，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除颤越早，救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人们发明AED（A utom atic Eternal Defibrillation ）的原因。A ED 又称公众除颤技术（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PAD），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看来，这是医学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征服猝死的一把利剑。
从5％到49％的救活率
然而，在中国，这把利剑久久未能出鞘。
“因为根据国内的一些规定，AED仅限于医务人员使用。”李学斌介绍，这大大扼杀了AED作为公众除颤技术被发明推广的初衷。
AED技术早在1979年就开始临床应用，但当时只是将其作为“识别和治疗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的一种技术”。适用对象是频繁反复发作无脉性室速或室颤的高危病人，应用目的既为减少监护的医务人员，又为使治疗更为及时和安全，其使用人员仅限于医学专业人员。
此时，这种公众除颤技术所发挥的除颤功效，由于使用人员范围的限制，和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的急救室里医生用的人工除颤器，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并没有为患者争取到太多的抢救时间。
但随着对尽早除颤在猝死抢救中重要性的认识，AED的应用开始走向医院外，使用人员扩大到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而扩大到仅受过短期培训的、范围更广的社会公众人员。
1996年，美国西雅图的里奥纳多（Leonard）教授领导的专家组正式发表“关于公众电除颤”的建议，同年，美国心脏协会（AHA）与国会共同立法，取消非专业人员不能使用AED的法律约束，并几经修改在2000年形成法律条款。
2000年5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甚至为在美国推广AED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台演讲。他认为，如果在飞机、办公楼以及其他主要场所装备AED的话，仅一年就能够挽救2万多人的生命。因为一周前，一位白宫的参观者突发心脏骤停，如果不是白宫在1999年已经配备AED的话，这位参观者“必死无疑”。
这也是美国最早安装的除颤器之一。1999年6月，芝加哥奥黑尔（O’Hare）和中途（Midway）国际机场率先安装了AED，结果最初10个月发生的14例病情中，有9名旅客被成功抢救，救活率达64％。而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没有安装AED前，美国全国的平均救活率只有5％，芝加哥则为1．8％；在安装AED后，全国的平均救活率可达49％，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救活率达到69％。
更有意思的是，救活率最高的地方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那儿的赌场里，赢钱和输钱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容易引发心脏骤停，为此，每个赌场都装有AED。一旦有人倒地，马上除颤，然后再送医院。所以，他们的救活率，高达79％。
英国的情形与美国类似。早在1999年，英国政府已制定在大型购物商场、机场、火车站、娱乐场所安置AED的政策，促进公共除颤技术在英国的推广实施。
但在中国，在胡大一看来，以克林顿的讲话为参照的话，“我们至少滞后了8年时间”。在从事国产AED研制的方祖祥教授眼里，“中国在AED方面比美国落后了7~10年”。为了迎接奥运会，2006年首都国际机场在2号航站楼安装了11台AED，开了国内公共场所安装AED急救设备的先河。由于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可能发生猝死，北京目前已在奥运场馆、运动员驻地安装了300余台AED。人民医院安装的这台AED，则是全国医院公共场所的第一台。
猝死抢救如何走向公众
根据2008年1月11日在哈尔滨召开的第13届中国心律学高峰论坛公布的数据，我国心脏骤停的及时救活率只有1％。与会的国内心脏病学专家们，也正做着1996年美国里奥纳多教授所做的事情，纷纷呼吁我国应尽快规定在社区及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配备AED，并允许经培训的非医务人员使用，以使救活率上升。
而心脏骤停的原因，即便是这些从业多年的专家，也无法完全说清楚。有的人在某种情况下，突然之间就会室颤而猝死，尽管他可能是身体素质很好的运动员或年轻人，说不清什么原因导致发病，也许是遗传因素，也许是疲劳过度等各种原因。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肥胖、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和超过60岁的女性等这些人群，得冠心病的机会越多，猝死的机会也就越多。而北京市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心脏性猝死的男性较女性多见，男性年平均发病率为10.5／10万，女性3．6／10万。
在李学斌的幻灯片里，小品演员高秀敏的照片跃然入目。照片之下，是他统计的国内猝死的一批名人，挤满了一个页面，有光学专家蒋筑英、作家王小波等一些知名的专家和明星，他们的生命都在青壮年时期戛然而止。
行医多年，李学斌也发现很多问题：除一些医务人员外，社会上的其他人对猝死基本没什么概念。每当听闻一个很年轻的人猝死，大家除了一时的愕然，互发短信道声珍重，并不会去思考一旦猝死的现象发生在身边，自己应该去做什么。
这让他很焦虑。老百姓看到猝死，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他想要强调的，则是急救。
所以，推动AED的普及，在他看来更像是一项使命，不是为了介绍AED这个机器怎么样，机器能救活一部分人，但机器更大的作用是提高人们对猝死的关注。他似乎更乐意传播一种理念，“我们要让全民意识到，一旦倒地，除颤是最重要的，是救活的最主要途径”。
AED似乎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这种技术是针对公众设计的，针对经过培训的一般人。最大的好处是，它是全自动的，不需要医生分析患者的心电图是什么样。真正有人在公共场合晕倒后，只要有人会简单操作，机器就可自动诊断需要不需要除颤。
这段时间以来，李学斌和他所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正忙于为全国各地培训使用AED的人员。但他很快遇到了难题。
“不是培训工作没做到位，而是我们的法律滞后。”他摇头叹息，“法律规定只能医生使用，别人不能用。”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美国心脏协会和欧洲复苏委员会（ERC）的要求，医院以内发生的急性心脏骤停在3分钟内除颤，医院外在5分钟内除颤，医务人员很可能在5分钟内赶不到现场。如果还是强调只有医务人员能使用，AED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摆设。
“我们想借助这个契机，来推动法律，也提醒民众意识到猝死离自己很近。”李学斌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近些年猝死的人数正不断攀升，并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心脏骤停已经成为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超过了中风、肺癌等。
正因为如此，虽然人民医院的AED到现在还没有用过，但李学斌期望，AED能够像消防器材一样，在大型公共场合配备，毕竟那里猝死的发生几率比较大。
“也许搁在那里十年没用上，可一旦用上，或许就能救活一条生命。”他望着眼前急速下滑的生存率曲线，指着“10分钟”所在的横坐标刻度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心脏骤停，但是死是活，前后就是那10分钟的事。”
照片：李学斌在演示AED的使用方法。吴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