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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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全国城市共青团工作会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青年自组织,努力把它们纳入城市共青团的工作格局——

青年自组织在上海

本报记者 王烨捷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1-23    [打印] [关闭]
    

    上海某医院的癌症晚期病房,寂静得令人发颤。这里住的是身患重疾且痊愈希望渺茫的病人,他们很少说话,护士进来换吊针,也不说话,干完活就匆匆走了。

    后来,这里经常出现几个年轻人的身影,有人开始说话了,有人笑了,有人唱歌了,有人坐着年轻人推的轮椅到楼下花园呼吸新鲜空气去了。

    考虑到临终关怀服务的特殊性,这些年轻人很可能是全国仅有的、长期坚持的、具备一些心理学知识的临终关怀义工。

    这支由48名大学生通过互联网上的MSN共享空间自发组成的临终关怀社团,是团上海市委书记马春雷心中的“宝”。他说:“谁能坚持那么长的时间去做临终关怀?很多为人子女的都做不到,而这些‘80后’出生的小青年却做到了。谁说‘80后’是自私的、缺乏参与社会事务热情的一代?!”

    自组织的困惑

    毛东元是上海交通大学临终关怀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和创办人之一,这个在高校注册成立的社团目前已经吸纳了上海交大、同济、华师大等高校的诸多在校学生。

    相比那些直至躺在医院死去也得不到精神抚慰的癌症患者而言,受到临终关怀照顾的病人走得要好些。

    按照有关规定,高校学生社团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本校内部,不能扩张到其他学校或者其他人群。临终关怀志愿者协会成了典型的青年自组织。

    青年自组织,这是马春雷最初给上海那些由青年自发成立的、“没爹没娘”的社团取的“学名”。此前,这类社团戏称自己是“民间社团”。

    之所以“没爹没娘”,是因为这些社团自发成立,没有政府承认的挂靠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社团必须找到合法的挂靠单位才能注册成立。

    然而,找到一家挂靠单位谈何容易。对大部分青年自组织来说,找一家挂靠单位比招募会员难得多。

    苏州某轮滑俱乐部的负责人介绍,该俱乐部成立之初并未在任何单位挂靠,也没有注册。在小区花园训练,他们是居民专享的轮滑表演队;踩着轮滑到敬老院打扫卫生,他们是老人的开心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轮滑的队伍中。

    据悉,当地轮滑、漫画、街舞等青年自组织比获得有关方面授权许可开展活动的社团更热闹。

    “总怕规模搞大以后惹麻烦,因此总想找个合法身份。”俱乐部负责人总在为寻求一个“合法”的名义操心,好在最后被当地一高校“收容”,成为一个“学生社团”。俱乐部负责人说:“虽然我们的成员大多是学生,但来自不同的学校,而且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实际上还不算是真正合法。”

    首家青年自组织服务中心的探索

    虹桥路上一条长约四五百米的小弄堂,一栋老楼,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摆着4张办公桌,横七竖八地叠放着一堆堆材料。这就是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青年家园”)的总部。

    李爽是青年家园的年轻干事,他和他的两位同事一年多来“密切联系”着190个上海的青年社团,这些社团大多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用眼下比较时髦的说法,这些社团属于青年自组织。青年家园则是全国首家为青年自组织提供服务的机构,其中不少社团是不接受媒体采访、不接受捐款捐物的“不出声社团”。

    接受记者的采访,李爽说话十分小心。他多次纠正记者的提问:“我们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给社团进行注册的资质,只能说是密切联系。”

    “这些社团只是纯粹做奉献,也不需要任何类型的回报,他们需要但是还没找到挂靠单位。”青年家园一位工作人员说。

    李爽的另一个身份是团上海市委地区工作部的工作人员。他的两个同事闫加伟和陆志强也一样,目前也兼着青年家园的事务工作。

    在不久前结束的共青团第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首次要求将青年自组织视为青年组织体系的延伸。一时间,成立运作了一年多的上海青年家园成了全国各省、市、区团组织效仿学习的对象。对此,闫加伟表示,青年家园的运作模式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确定。

    “中心目前主要靠推进几个零散的项目、活动来联系青年自组织,这样太空、太虚,这样下去不利于中心的长远发展。”闫加伟透露,青年家园未来可能会从共青团的一个部门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专业的事务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长期为青年自组织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服务。

    他说,青年家园目前正试图通过总结实际运作经验来建立、调试一套制度化的标准。“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售卖服务、售卖项目内容和策划来协助社团落地。”

    “社团要落地,青年家园也要落地”

    落地,意即稳定、固定,稳定的经费、稳定的项目合作、固定的办公地点、固定的组织模式以及固定的服务领域。

    无论是青年自组织,还是服务于青年自组织的青年家园,都渴望这种实实在在的“落地”。

    有的项目很好,但只做了几次就因为社团换了套班子或经费断流而停下不干了;有的经费够、项目好,但关键时候因为人手不够四处“抽壮丁”砸了自己的招牌;有的不仅人员流动大,办公地点变动也大,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看多了青年自组织的各种遭遇,闫加伟和他的同事们渐渐觉得青年家园的现状和这些青年社团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

    他们告诉记者,青年家园和团上海市委地区工作部使用的是同一个办公室,也是同一套人马,每年有25万元日常办公经费。2007年拉到项目赞助100余万元,另获某车友会提供的30万元项目基金,每年4月向申请项目经费的社团拨付。

    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小时中,办公室电话和工作人员手机铃声响了不下10次。采访一结束,青年家园总部的三员主力干将纷纷收拾文件、拎包离开。“我们还得上个会,打杂去。”三人相拥而行。远处传来女声:“你们快点,车要开了!”

    在《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三年发展规划(2008-2010)》(征求意见稿)中,他们写道:“条件成熟时制定推进上海市青年民间组织工作的意见和服务青年民间组织发展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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