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敦基：游刃于文学和非文学之间
认识他时，文学已在这个社会上边缘化，聪明人谁还去弄文学？尤其浙江这样的地方。但敦基却从党委部门调出来进入社科院文学所，至今10多年过去，其间有一般人看来无疑更好的去处可供选择，他思来想去，还是留了下来。
身在文学所，所做工作却只有一部分和文学有关。这几年，耗费心血最多的是由他任常务副主编并负责实际工作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计百种，时间范围从古代至现代，所涉领域无所不及，从确定选题到催稿、审读，是何其浩大的工程！敦基却几乎以一人之力承担下来。紧接着，他居然还有余力参与筹划另一套浙商丛书，又是百种。我常因此说敦基是个工作狂。
浙江在20世纪中国，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即使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温州仍保留并盛行“市场经济”的做法，譬如邮局以高于面值的黑市价格出售邮票，这在别处完全不可想像。敦基这些年，做了那么多与本行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工作，就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种种现象。
其实他操心的还有更大范围的事儿，简言之就是几千年中国史。敦基常会冒出一些独特的想法，试图从新的角度来关照从前的岁月，除已经出版并多次重印的汉书随笔外，他对我说过好几本大书的构想，每次我都叫好，认为有价值，希望他写下来，最终却都不了了之，开始以为是时间都被工作占据了，后来无意间看到他一句话“最吊诡的事情是：洞悉历史真相的人，有时比不懂的人翻车更快，因为他想在瞬间将历史展开，宛如赛车手想用波音的速度参与赛车。”于是知道，他之不为，很可能有更深刻的原因。
对敦基来说，弄不弄历史无可无不可。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则有些可惜。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敦基最爱看的却是金庸小说，这难免为一些同行不屑，有人还认为金庸的东西根本算不上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敦基不这么看，他不但看了金庸所有武侠作品，还写过一本金庸小说研究，乃至已任所长，仍放下架子去读老先生的在职博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关门弟子。包括朋友在内，不少人无法理解，不知道他所求者何。其实敦基对金庸有发自内心的尊敬，认为老先生的智慧乃至学问，决非一般大学教授可比。金庸这些年在浙江大学当博导，收了几个学生，因为一些原因，最后只留下敦基。
而上述这些，仍只是敦基兴趣所在的一部分，他关心着更多领域，包括看起来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的经济。正是他介绍我读弗里德曼，他也大力向我推荐张五常有时候像是胡说八道的文章。同时并非纸上谈兵，他炒股。即使知道我非此道中人，有时遇到绝妙的投资机会还是忍不住告诉我，甚至正儿八经地请一顿饭，并声明聚会目的就是把消息与判断通知二三知已。在我记忆中，他这类判断从未出过大错。尽管如此，每逢这种时候我还是听过算数。我怕烦心，认为到了自己这个年纪，已不存在钱够不够用的问题，主要考虑的应当是学会如何花掉，而非再挣多少。这话出乎敦基意料，但想一想，他认为也对，只是眼下上有老下有小还没有这种福气。
浙江文化人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处就是务实。仅从我的交往史来看几无例外，只是方式、程度有异。事业上的忙碌并没有妨碍敦基适时买房、投资，最近几年日子越过越好。这不免让我想起鲁迅，那个常年居住在外边的浙江人就精于理财，靠了版税和其他一些收入，不但居有楼，还雇了不止一个女佣。那幢上海山阴路上的老宅，不说文物价值，仅房产本身，现在还值几百万呢。
其实文学总是发生在非文学处，或与非文学并行，否则，当事者的局促不说，似乎也难以真正地“文”起来，这与孔夫子的时代不一样了，那时“质而不文，行之不远”，现在往往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