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写在密室里的日记
两年里，这个15岁的犹太小姑娘，每天都在与自己的好朋友“凯蒂”聊天，向她描述密室里的生活，倾诉自己的心声。
“凯蒂”并不是人，“她”只是一本花格布料封面的日记本，有着红、灰、白三种颜色，和一个精巧的金属钮扣——这是安妮13岁生日时，父亲送给她的礼物。
在安妮生日的第二天，纳粹开始追捕荷兰的犹太人。安妮随家人躲进父亲公司后面的阁楼里。他们只能依靠几个勇敢的朋友提供食物和生活用品，艰难地活着。
从1942年7月8日，到1944年8月1日，在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的密室里，安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她记录下了暗无天日的密室内每一天发生的故事，也记录下了自己的成长。
“我是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我能停泊的岸。”她乐观地写道。
安妮的理想，是战后能成为一名作家或记者，她希望这些写于密室里的故事能够公开发表。但两年后，盖世太保发现并逮捕了这些躲藏者，在盟军胜利前一个月，安妮死于集中营。她没能看到这一刻。
然而历史总是会倔强地呈现出本来的面目。安妮的日记，被幸存下来的父亲发现并出版。从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球的印数达2500万册，成为一本“感动全世界的日记”。
2007年12月22日，一个名为“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的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展示室开幕。这是《安妮日记》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后，首次来到中国内地展出。
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而多数参观者，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本著名的红、白、灰三色格子封面的日记本。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在举办方特意设计的愿望树上，挂满了他们留下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对安妮的祝福。
在愿望树边的展柜里，在温暖灯光的照耀下，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安妮日记》：一脸灿烂笑容的安妮，被各种各样的文字簇拥着，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密室内的昏暗。
我们穿了好多好多衣服，就像是我们要去北极一样
《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丁刚，可能是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安妮·弗兰克的人之一。
1990年，丁刚被《人民日报》派往瑞典、比利时，任驻欧盟记者。他酷爱搜集“二战”史料，工作之余，探访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和旧址，并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二战，在寻访中》，成书出版。
安妮和她的密室，自然漏不过丁刚的寻访。
那是1991年的冬天，丁刚第一次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当他走近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
这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层灰色小楼。在阿姆斯特丹密如蛛网的运河旁，类似的小楼不计其数。可唯独这座小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们，有着各色的皮肤，操各种语言，显然来自世界各地。
丁刚随着人流，踩着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木梯，来到小楼的二层。一个木制的活动书架，遮掩了外界通往密室的唯一通道。挪开书架，墙上便出现一个黑黝黝的门洞。
进入门洞，便进入了安妮·弗兰克的世界。
根据纪念馆的资料记载，1929年，安妮·弗兰克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她的父亲奥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留下来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为人们讲述了安妮欢乐的童年。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奥托带着家人，被迫移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平静的生活未能持续多久。1941年，德军占领了荷兰。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黄色的六角星。此时，希特勒已下决心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一场人间惨剧即将开始。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丁刚说，“他们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能骑自行车，早上8点后便不能坐在花园里。像安妮这样的犹太女孩，必须去指定的学校上学……”
几个月来，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奥托，一直在准备藏身的地方——荷兰的一些楼房都建有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密室，奥托的公司，恰有两层这样的地方。他的两个荷兰朋友——米普·基斯和库格勒，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
1942年7月6日，随着纳粹下达召集犹太人的命令，躲藏的时刻终于来到。刚过完13岁生日的安妮，在日记里记述了当天的情景。
天还没亮，她和姐姐玛格特就被妈妈叫醒收拾东西，安妮看了一下表，才是凌晨5点半。
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好朋友”凯蒂——那本父亲送给她的日记本，当然，爱美的她，还不忘顺手携带了一个卷发筒。
“我们穿了好多好多衣服，就像是我们要去北极一样。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谁还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走在外面？”她写道。
密室里的躲藏者，除了安妮一家四口人外，还有凡·达恩夫妇，和他们不到16岁的儿子彼得，过了几天，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犹太牙医也住了进来。
天啊，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女孩啊
其实，早在50多年前，这个密室就被盖世太保洗劫一空。战后，根据奥托的描述，人们恢复了密室中原有的摆设。
根据丁刚的回忆，钻进洞口，便是两间狭小的房间。一间是安妮和姐姐的卧室，只有八九平方米，终日挂着厚厚的窗帘，阴森昏暗。
房间两侧各有一张床，姐姐玛格特睡的，是左边那张木质单人床，安妮则睡右边的那张金属制行军床。
安妮的床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小台灯、一把小剪刀、一个胶水瓶、几支钢笔和铅笔。她就在这里看书、学习和写日记。
安妮父母的卧室更小，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自制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标注着纳粹军队和盟军的进军路线。这些红蓝两色的箭头，是“密室”中的人们，在夜深人静时，边偷听广播，边在地图上标出来的。
卧室外拐角处的小房间，是厕所兼浴室。从边上的楼梯往上，第三层便是凡·达恩夫妇和彼得的卧室，还有一个狭长的房间，属于牙医杜塞尔。
原本各自生活的三家人，被命运拉扯进这个毫无舒适感可言的密室里，生活的窘迫和尴尬可想而知。
为了掩人耳目，躲藏者们制定了《密室公约》——“为了公共安全计，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如：所有时间小声说话、上班时间不得使用厕所、不得在房间里随意走动……”
“白天，我们不得不低声说话、小心地挪着脚步，不然会被库房管理员发现……”安妮在日记里描述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惧。
由于战争带来的物价飞涨，躲藏者只能通过黑市，购买大量的干豌豆和大豆作为主食。但有一次发生了意外：装豆子的麻袋裂了，数百磅的大豆从楼梯上狂泻而下，安妮几乎被豆子埋没，看起来就像“豆子海洋中的一个小岛”。
她还在日记里写道：“……妈妈、姐姐和我轮流穿三件同样大小的内衣，可是我的太小了，都盖不过肚皮。”
安妮是多么期盼原先那个外面的世界：晴朗的阳光，欢乐的校园，以及她暗恋的男孩冲着自己微笑……
可眼下的现实是：一车车的犹太人被纳粹押上卡车，运往集中营；夜深人静时，她经常被窗外的枪炮声惊醒；楼梯上的一点脚步声，都让她心惊胆战……
这个13岁的小姑娘确实无力改变什么，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密室”生活。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幽默和热情，并把想到的一切，一一倾诉给她最亲密的朋友：“凯蒂”。
在安妮眼中，这个密不透风的闷热的密室，竟成了一个“很别致的小客栈，一个非常奇特的夏季公寓”。
她向“凯蒂”嘲笑“这饥饿的一群人”——“肚子空空的，可咕噜咕噜，全是各种各样的调子。凡·达恩先生是深沉而低调，像大提琴；彼得是高音，像是吹长笛；当我们围在一起吃晚饭时，好像一个管弦乐队在调音，只需要托斯卡里尼举起指挥棒，我们就可以演出瓦格纳的《女武神》啦……”
有时，她会偷偷扒开厚厚的窗帘，从窗帘缝中遥望街景和运河，“那儿是水上住宅……一个船夫和他的一家人住在那儿……他们有一个小男孩，刚会走路，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掉进河里去，所以我一直盯着他……”
安妮热爱自己的小屋。和任何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她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和歌星的海报。她甚至很“自恋”地在日记本里贴上自己的大幅照片，在边上煞有介事地写道：“天啊，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女孩啊！”
如果说，日记本记录了安妮心灵的成长，那么，安妮父母卧室的门边留下的数十条铅笔印，则记录了一个青春期小女孩身体的成长。
这些旁边注有日期的铅笔印，是安妮的父母记录姐妹俩身高的地方。从中显示，25个月的密室岁月，小安妮的身高足足长了近10厘米。
“安妮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电影剧本。”丁刚不由得感叹道，“它承载了人类所有的美好词汇——乐观、信念、感恩、勇气和爱。”
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
在每一个读过《安妮日记》的读者心目中，安妮几乎就是乐观的代名词。但即便是安妮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故事，竟真的被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演拍成了话剧。她更不会想到，自己还帮助这个导演，摆脱了对生命的恐惧。
2003年初，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二学生姬沛正在寻找一个剧本，作为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就在此时，北京城开始了一场与“非典”的战争。
那时，姬沛像大多数人一样躲在了家里。她终日坐在21楼自己那间小卧室的窗户前，茫然看着空荡荡的大街发呆。街上飘动的白口罩，让姬沛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一个偶然机会，朋友向她推荐了《安妮日记》。在阅读过程中，姬沛一次次被安妮的故事所打动：“我很难想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在几乎遭受着整个世界的迫害时，在完全丧失在阳光下行走的权利时，还能够做出这样坚强的选择。”
在犹太人每天被一车车抓走，送往毒气室时，在令人惊恐的空袭声中，安妮却在日记中写道：“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我要上进，将来要当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这是我的愿望！”
安妮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不下数个小时。她读希腊、罗马神话，学习速记函授课程，自学法语并翻译文章，整理欧洲各国王室族谱，学习父母规定的英语、数学、历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竟编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卡片。
安妮甚至还在狭窄的房间里学习芭蕾舞。她抱怨不配合其跳舞的姐姐玛格特说：“我们都快要忘记怎么跳舞了……难道你希望，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把什么事都给忘了？！”
有一次，玛格特向她抱怨道：“我真妒忌你，因为早晨才起床，你已经把自己的事安排得满满了。”
密室里的所有人，都从安妮这里感染到了温暖和快乐。她会帮助妈妈洗刷碗筷，打扫卫生；帮助凡·达恩太太削那些“好像永远也削不完的豆子皮”；在牙医给凡·达恩先生拔牙时，她也要“外行地凑上一个帮手”。
安妮还爱上了密室里与她年龄相仿的少年彼得，两个孩子瞒着大人偷偷地幽会。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必须承认，坐在天窗下面，感觉到阳光照在你的面颊上，拥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孩，有什么比这更愉快吗？”
可这些与彼得相恋的文字，却给后世阅读日记的奥托，出了一道难题。
1997年1月，拥有《安妮日记》手稿的荷兰战时文献研究中心承认，最先出版的《安妮日记》确有删节，主要是因为奥托担心，一些描述性爱的段落会引来非议。
“爸爸和妈妈会容许我这么大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与一个不满17岁的男孩子亲吻吗？他们肯定不会的。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那该是一个多么恬静、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安妮写道。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这些富有感情的日记内容公开后，不仅无损于安妮，反而使这个花季少女的形象更加充实、感人。
这些丰富的素材，终于帮助姬沛，为自己的首部话剧确立了想要表现的主题——“即使在绝境中，也要不断为自己种植下希望与美好”。
“我跟着安妮一起，在生活的每一处，寻找这样的种子。希望她在温暖我的同时，也能温暖每一个人。”姬沛说，“所以，我决定把她在舞台上放大。希望观众能和安妮一起，摒弃内心的恐惧。”
2003年11月16日晚10时，话剧《安妮日记》在北兵马司剧场落幕，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掌声持续达数分钟。当帷幕缓缓落下后，姬沛走上前台，与演员们相拥而泣。
或许是巧合，60年前的同一个夜晚，安妮在日记里甜蜜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很想帮帮你。’我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彼得回答我，‘用你的快乐。’”
或许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
1944年6月6日，随着诺曼底登陆，盟军的胜利指日可待。安妮从广播中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把人们的信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于是，她在日记中许愿，战后她将出一本书，书名就叫《密室》。
“或许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她欣喜地写道。
可安妮没有等到这一天。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要10点半了。
忽然，他们听到楼下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
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米普·基斯回忆，她突然看见一个瘦高个子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喊道：“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
紧接着，盖世太保军官带着一群荷兰警察冲了进来。一个警察说：“有人检举了你们！”他停顿了一下，说道：“你们窝藏犹太人，他们就在这幢楼里，立即带我们上去。”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米普·基斯向楼上走去，站立在那个遮挡着“密室”的书架前。她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外表很镇静，可内心却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最关键的地方。”
她指了指那个书架。
搜捕者们推开了书架，冲进密室。他们让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交出钱和首饰。一个警察一把抢过了安妮的小皮箱，将所有的东西抖落在地。
“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个玩艺？”一个盖世太保见到奥托房间里的德制灰色军用床脚柜，显得很吃惊。
“那是我的东西。”奥托回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德军少尉。”
那个盖世太保竟脸红了。
8个犹太人被送进了警察局。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战后的调查表明，当天早上，有人给纳粹当局打了个电话，报告了这幢楼里躲藏着犹太人的消息。
当晚，米普·基斯回到了密室，在一片狼藉中，她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奥托一家人的影集。基斯把这些东西收起来，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我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到那时，我将把日记本亲手交还给她。”基斯说。
但她不知道，安妮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4年9月3日，安妮一家被押上了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天，所有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都被逼迫着走进了毒气室。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才侥幸躲过了这一场灾难。
随后，安妮和妈妈、姐姐一道被送往附近的波肯奥集中营。到那里的当天，她们就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号码。
一个多月后，纳粹又将安妮和姐姐与她们的母亲强行分开，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
据波根－贝尔森集中营里一个曾与安妮关在一起的犹太妇女说，当安妮看到衣服上爬满了臭虫、跳蚤时，她吓坏了，脱光了衣服，蜷缩着裹在一条薄毯里打抖。
1945年3月初，安妮的姐姐因斑疹伤寒而死。数日后，被传染的安妮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姐妹的尸体，被扔进了集中营旁堆满死尸的大坑中。
一个月后，英国军队解放了这座集中营。
1945年5月7日，在安妮死后两个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欧洲获得了解放。
请你们轻轻地上楼，楼上的安妮正在梦中
战后，幸存下来的奥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米普·基斯把安妮的日记交还给他。
这个父亲含泪读完了日记。他没有想到，安妮会把“密室”里两年的生活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他更不会想到，在那段整日心惊胆战的囚禁生活中，自己的小安妮，已经悄悄长成了大人。
奥托将日记中的一部分打印出来，寄给了生活在瑞士的母亲。随后，他又让一些亲朋好友读了日记。大家都希望奥托能将这部日记出版，可他接触的一些出版商，并没有意识到这本日记的真正价值。
1946年3月6日，荷兰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安妮的日记，这才引起了许多出版商的注意。1947年6月25日，安妮日记出版，首印1500册，书名就叫《密室》。
奥托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朋友们觉得，我无权把这本日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它是展示人性的极有意义的文件。起初，我不大想出版这本日记，可我越来越相信朋友们的话是对的。一天早上，我从报上读到了有关这些日记的报道，标题就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我想，我的安妮一定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然而，在《安妮日记》出版后，也引起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一些历史学家起初怀疑这本日记可能是后人编的。他们认为，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甚至还有一个新纳粹分子写了一本书，否认这本日记的真实性。
1980年，奥托去世。临终前，他把日记的手稿交给了荷兰政府。经专家对纸张、墨水的年代和笔迹的鉴定，确认这些日记是真实可靠的。
1998年，荷兰法院判决，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任何诋毁《安妮日记》的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并将被处以25000荷兰盾的罚款。有关法规还明令禁止出版和出售诬蔑《安妮日记》的书籍。
如今，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课堂上，老师总会向学生们推荐有关反战的各类读本，《安妮日记》每次都会被列入必读书目。
一个德国记者曾向丁刚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德国某所中学有一位老教师，平常很难相处。有一天，有些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和《安妮日记》的事情，他竟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都是有罪的。”他哭道，“我们都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
据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这种“忏悔与赎罪”的历史观引导下，德国的中学生，已经成为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群体之一。德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现今，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已是举世闻名的纪念馆。纪念馆的服务人员告诉丁刚，前来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约有30多万人次，到了90年代初，每年约有60多万人次，而到了本世纪，每年已达到8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300人。参观者中，最多的是美国人，德国人居第三位。
这个纪念馆出口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本厚厚的留言簿，里面是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留言。
在留言簿上，丁刚看到一位署名为“15岁的德国孩子汉斯”留下这样一句话：
“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像安妮那样担惊受怕。请你们轻轻地上楼，楼上的安妮正在梦中……”
我希望在我死后，还能继续活着
如今，安妮·弗兰克已经在天堂中沉睡了60多年。但是60多年来，人们对那场战争和屠杀的反思，以及对这个勇敢的犹太小女孩的怀念，从未停止过。
去年3月，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一家法院宣判，该州的5名男子，因在2006年6月公开烧毁《安妮日记》，犯下了煽动民族仇恨罪和蔑视死者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监禁，并分别被罚款22至1300欧元。法官在判词中提出，这样的右翼行为，“冒犯了安妮和所有在集中营中遇难的死者，打扰了他们的安眠”。
2007年6月，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首度公开了波兰女孩璐卡·拉西科写于60多年前的日记。这个14岁的犹太女孩，被称为“波兰的安妮·弗兰克”，她用手中的笔，真实地描述了被赶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前的经历。随后，她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与安妮在日记里袒露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相似，璐卡也在日记里偷偷写道：“我想，女人的特性在我体内已经被唤醒。昨天，当我洗澡时，水流过我的身体，我渴望有人用手抚摸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有报道称，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无数参观者们，都在这句话前泪流满面。
而最有意味的一则新闻，依然发生在安妮藏身的密室前。
透过密室的天窗，躲藏者唯一能看见的风景，就是对面街花园里的一棵老栗子树。安妮被捕前3个月，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栗树开满了花。它覆盖着绿叶，比去年还要漂亮。”
这棵老树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树干因真菌感染而腐烂，并有倾倒的危险。早在2007年3月，考虑到附近邻居的安全，荷兰一家法庭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人们砍伐这棵树。
但这个判决立即引发了荷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这棵树与其他树不同，它曾给予安妮年轻的心灵莫大的安慰，是她渴望自由的象征。”荷兰树木研究所的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尽全力拯救它。”
最终，法院于2007年11月20日宣布，暂不砍伐这棵栗子树，并派出专家进行取芽嫁接的工作，让这棵树顺利传宗接代。
随后，为了筹集拯救老树的经费，住在栗子树隔壁的34岁的查尔斯·皮耶特，从树上摘下一颗栗子，放到网上公开拍卖。2007年11月21日，经过激烈的竞拍，一位来自美国的幸运买家，最终以700美元，买下了这颗“历史上最昂贵的栗子”。
被捕前4个月，安妮曾在日记中许下一个愿望——“我希望在我死后，还能继续活着”。
看来，时隔60多年，安妮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2008年1月22日，是《安妮日记》展览在国图的最后一天。不过，北京只是安妮“中国之行”的第一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下来，安妮和她的日记，会在全国数个城市巡回展览，下一站，是同样因战争和屠杀留下创伤的南京。
当日下午2时多，国图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展品——相关的展板、书籍，挂满了卡片的许愿树、以及留下密密麻麻字迹的留言簿。
20多天前，在这本留言簿上，一个参观者用蓝色圆珠笔写下了一首英文小诗，题为《安妮，你让我们知道》：
你让我们知道，
必须把浮如飘絮的思绪，
转化为清晰的思路和简单的文字，
华丽和漂浮都不易长久。
你让我们知道，
温暖，美好，信任，尊严，坚强……
这些老掉牙的字眼
如今还活着。
你让我们知道，
颓废，空虚，迷茫，
不过是糟践自己，
伤害别人。
要有强大的内心。
要有任凭时间流逝，
都不会磨折和屈服的信念。
你让我们怀念，
你让我们振作，
好好去爱，
好好生活。
不是因为在和平和幸福中，
才说出我爱世界这样的话。
而是知道外面的黑、脏、丑陋之后，
还要说出这样的话。
安妮，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