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3日
星期

106年的漫漫还债路

本报记者 张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13    [打印] [关闭]

  他原本有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庭。但突如其来的意外不仅夺走了妻子的生命,还使他欠下医院53万元的巨额债务。医院曾与他商议,让捐献其妻的尸体用做医学实验,从而免去其全部债务。但他犹豫再三,不忍心妻子再受打扰,决定“欠债还钱”。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53万元债务,不亚于一座大山。而他许下愚公的决心,决心挖山不止。他与医院签下协议,分106年偿还这笔债。他算过,到自己孙子这一辈,就能还完——

    

    1月31日下午3时,郭玉良最后瞥了一眼自己在北京安身的小屋,黯然踏上了归途。

    在这之前,尽管行程非常匆忙,门外,老乡的白色两厢轿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可他依然细心地一遍遍收拾着衣物。这包括两双旧鞋,几件旧衣服,以及一张四方尼龙纸。当然,最重要的是妻子张桂芳的骨灰盒。

    所有在医院见过郭玉良的人众口一辞:他是个特别疼爱妻子的丈夫。妻子的尸体在冰冷的太平间里躺了6个月后,这天上午终于穿上他特意买的新衣服,火化成一捧灰。火葬场出具的收据上写着花费:护灵花20元,骨灰袋5元。

    这是他为那个“爱撒娇”的伴侣花掉的最后一笔钱。以前,他顶多只给她买些小零食,或者一把梳子。就在妻子去世前不久,他算计了两个月,终于花140元买回一件黑色羽绒服。这是妻子生前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

    在北京市清河马营村这间租来的8平方米的小屋里,郭玉良和妻子静候着第二个孩子出生。出工回来,看着大腹便便的妻子转身不方便,他总是亲自做好饭,端到她跟前。闲下来,两个人算计着,再打几年工,就回到小村,“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泡影。2006年7月27日,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胃溃疡、脾梗塞等症状,经过47天抢救后,结实的妻子死在手术台上。

    此刻,面容憔悴的丈夫即将带着妻子的骨灰,搭乘老乡的汽车,汇进返家过年的人流中。结婚7年来,他们俩人一直互相扶持。如今,一个人生走到了终点。她的归处,是村头一片冻土上的小小坟包。因为孩子尚未成人,不能为她举行葬礼。

    另一个人的黑暗则刚开始。郭玉良的口袋里,揣着一份106年的还款协议。协议另一方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由郭家人起草的协议白纸黑字,双方用黑色墨水签下字据,约定:郭玉良每年偿还北三医院5000元,所有欠款,分106年,由子孙三代还清。

    妻子给郭玉良留下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和一个刚生下来的健康男婴。同时,还留下了53万元手术费欠款。不过,这笔巨款没有换回妻子的性命。

    噩耗传出时,一直等在外面的郭玉良,“一下子泄了气”。

    以前,再拮据的生活也没把这个28岁的外地农村青年压垮。自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河南正阳县张湾村,来到北京后,一直在同一家公司打工。他的工作,是为这座躁动的城市里的居民安装空调。

    而结婚刚半年的妻子,则须回到广东打工,以偿还结婚欠下的钱。从此,小两口聚少离多,郭玉良轻易就能算出他们在一起的日子。2002年,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两人在一起呆了半年,又分头离开家,仍然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每年春节的十几天,可以聚在一起。

    最后一次离家时,郭玉良向妻子许诺,再过几年,赚些钱,就把她送回家,只用看孩子。这个农村青年对生活充满期待。“虽然日子过得很一般,”他说,“但是我们很知足。”

    过了不久,妻子从广州来北京探望他。两人决定,再要一个孩子。那是2006年的夏天。妻子很快怀孕了,在每月210元钱换来的爱巢里,两人安心等候孩子出生。每天,郭玉良出外工作,妻子则在家休息。附近住的全是老乡,她喜欢到别人屋子里串门。

    邻居记忆中这个面色红润的年轻女人,穿着普通,从不化妆,唯一的护手霜是丈夫姐姐送的。她有一头黑发扎成的长辫子,常用笑话逗得人们放声大笑。而他的丈夫在她面前,总是很殷勤。

    接生的医院早就看好了。上地医院在这片打工者聚居区名声很大,从电视里反复播放的广告来看,它是专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做的好去处:便宜,利民。以前周围有人生孩子,都去那里。

    于是,2007年6月9日,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妻子送到上地医院。他毫不担心,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他心里琢磨着,最好这次是个男娃。

    凌晨5时43分,妻子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郭玉良片刻不离地守护着妻子。不过,手术似乎并不顺利,因为产后出血,把身下的棉垫子都濡湿了。输血之后,郭玉良还看着妻子吃下一块西瓜。

    谁知,情况急转直下。一份诊断书记录了当时妻子的情况:“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必须转院。

    6月10日凌晨,上地医院的救护车将张桂梅送至北医三院。从这一刻起的47天里,北医三院急诊室外走廊里的椅子,成了郭玉良的栖身之地。除了偶尔到附近的小饭馆里,花3元钱吃碗刀削面,他很少离开这里。

    而关于妻子的消息,时好时坏,不断传入他的耳朵。

    家里凑了4万元打到他的银行卡上,这些钱在4天以后便花光。“只要能保住妻子,花多少钱也愿意。”他说。

    医院没有停止抢救,不过欠款的数字迅速增加。当这个数字是9万元的时候,他一咬牙想,只要妻子健康,两个人还年轻,总能还得上。

    很快,这个数字变成了20万。这对郭玉良是一笔算不过来的数目。此前,他最大一笔开销,是花了近3万元,把自己的茅草屋翻成了两层小楼。天方夜谭般的数字让他有些崩溃,而妻子的病危通知书,则一次次交给他。

    “要不咱放弃治疗吧。”他跟同样哭个不停的家人商量。毕竟,他还有俩孩子要养活。这个意见遭到医生的反对。他们认为,抢救她的生命很有希望,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郭玉良把所有可能算计了一遍。等妻子康复了,他回家,找亲戚们凑一凑,再想办法到银行贷点钱,能还多少,全都给医院。

    不过,他也知道这肯定不够,干脆,把自己卖给医院得了。“只要医院不嫌弃,我给他们打工还钱。”这时候,他已经有几十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了,衣服皱巴巴,头发乱糟糟,满眼红血丝。

    其间,妻子病情一度好转。一见到丈夫,她号啕大哭,担心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了让她安心,郭玉良借来一台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儿子的照片给她看。模模糊糊的照片,让这个女人,获得了离世前最后一次开心。但她最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7月27日这天,郭玉良见了妻子最后一面。与死讯同时来的,还有欠款的最新数目:53万元。医院打印出的医药费清单上,清楚记录着47天抢救过程中的每一笔花销。

    因为没交钱,妻子被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后来,这家医院装修,她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她的丈夫,则被53万元巨额债务绊住,连看她一眼,都开不出证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安葬完妻子的郭玉良,已经能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他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他们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

    可是,这个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想不出自己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到这笔钱还账。他曾托家人到最初出事的上地医院“讨个说法”,但对方态度冷淡,爱理不理。

    要打官司,找来律师兜头一句话是:不管输赢,先拿两万元。“农村户口,赔不了几个钱,算了。”有人劝他。

    绝望之时,媒体介入了。而此时,北医三院也提出两个方案,供郭玉良选择:一是将妻子的遗体捐献出来,做医学实验,便可以抵消欠款,一是分期还款。

    农村人郭玉良想都没想,就放弃了第一个选择。他无法忍受活生生的妻子,死后还得不到安息,躺在别人的刀下。

    可是,分期还款每年要还多少呢?最开始,这个数字协商的是1万元,他算了一下,自己还不起这么多。

    “你总不能说每年还100吧?”说话的人有些着急,郭玉良心里也很忐忑,怕医院不接受。最后,他在协议书上,为自己算了笔账。

    空调安装工人在5~7月份是最好时段,每个月可以赚“2000元左右”,这个数字随着月份推移逐渐变成“1000来块钱”,然后是“600到900”。最少的时候,他每月甚至只能拿到“300到400”。

    这些钱被如此分配:生病的父亲,每年1500元生活费。女儿上学每月花掉300元,而儿子的奶粉钱则被精确地计算为每月624元。这样算下来,郭玉良写道:每年最多还5000元。

    “还一辈子。”他接着写,然后又把这句话划去,改成“子孙三代还完”。

    “其实,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多了。”郭玉良事后有些担忧。他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自己突然死掉,或者没了工作,“能不能还上这笔钱真不好说”。

    他情绪很不稳定,声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低沉。但是,欠债还钱4个字,总是反复在他嘴里出现。除了医院的钱,他还欠亲戚的8万元钱要还。而自己所在公司的大老板,在关键时刻借了他1万元,他也铭记在心。

    “你的事可别牵扯到公司。”对方叮嘱。郭玉良一口答应。在他看来,人家能帮自己,就是一份莫大的恩情。这钱虽然现在没有,但将来,一定要还。

    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老板看他可怜,将一间闲置的房子给他住,他心里愧疚,主动把打扫这片院子的活儿也包揽下来。

    而他的妻子,终于也在一名“外地老板”的资助下,缴纳了停放费用,得以火化。

    几个月不见,以前面色红润的妻子,如今装在一个发黄的停尸袋里,脸已经变成紫色,眼睛深凹着,“十分吓人”。可是他反复摸着妻子的脸,情绪一下失控。

    “他太重感情了。”姐姐略带着埋怨和心疼,评价自己的弟弟。妻子的所有东西,衣服、鞋子,除了有几件送给亲戚外,其余的,他叠得整整齐齐,装到一个箱子里。

    一件都不落,甚至连妻子怀孕时吃的奶粉,如今只剩下个盒子,他也仔细收好。他认为,“这些可以留下来,当个纪念”。

    那间掉漆的铁房门刚关上,郭玉良又推开进去,翻了半天,找出厚厚一叠报纸。这些报纸上报道了他的故事。他决定,“如果留得住,等孩子长大了,给他们看”。

    这些孩子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背负了一笔巨债。代他们做出决定的父亲,如今已经逐渐找回了勇气。

    在一团糟的生活里,他逐渐找到方向。妻子已经下葬,春节结束后,他安顿好孩子,还得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希望靠自己的手艺赚钱。而下一回再回到北京的“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到时候,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忙碌人群中,人们也许还能看到郭玉良的身影。他迈着略有些外八字的大步,背着一生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慢慢地苦熬。

    周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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