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一个爱读书的人
本文题目来自康布谷小朋友的家庭作业，老师给她布置这样一个采访任务，她就近选择了自己的父亲。康慨在回答中谈及自己的读书前史，我录在下面：
“那个时候，社会上虽然缺书，但是我的爸爸——你的爷爷，藏了不少书，大部分是‘文革’前买的。我小时候不上幼儿园，一个人被锁在家里，没有玩具，连狗都没有，只能认字儿玩。我想参军去打仗，读了很多小英雄的故事。上学以后，流行手抄本，我特别喜欢读《十二张美人皮》，还抄过，很恐怖。小学三年级，我又读了《第二次握手》，这是一本很愚蠢的书，但那会儿大家都在读，就跟你们现在读《哈利·波特》一样。所以，那会儿书不多，但有字儿的东西不少，甚至各种揭批‘四人帮’的学习材料，也十分好看。”
书籍几乎成了惟一的玩具。这个小男孩长大后还离得开书吗？说起来“文革”是个反智运动，光是图书就烧掉不知多少，可仍在无意中造就了康慨这样的爱书人，世事之莫测与荒诞，并非逻辑所能推演。
其实康慨也挣扎过，想远离读书，这是一种青春期的反叛——总想探寻另一条道路。当然不尽如此，也是命运使然。我最早与康慨交往时，他正在大学读书，喜欢写诗。临近毕业那年，因为一些事情的牵扯，前途未可乐观，既然担心也没用，他反倒潜下心来把内心的起伏积攒成长短不一的句子，自己印成本集子，并嘱我写个小序。他终于还是被带有惩罚性地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也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抗争，他没去报到，从此浪迹天涯。
后来见了面，康慨告诉我，这些年什么都做过，包括经营酒吧舞厅，随时准备带人与寻衅者交手。就这样过了10多年，才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儿，原来还是读书和干些与读书沾边又能谋食的活儿，他落到《中华读书报》做编辑，至今已多年。
记得那次在北京我问他：编辑之余，不干些别的什么吗？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显露出我那时较为浮躁的心态。康慨当即回答，不想干别的了，现在这样就挺好。
此后他潜心读书和写与读书相关的文字，没几年，就成了国内有影响的书评家。除了编自己的版面，还在《中国新闻周刊》等处写专栏。康慨的书评有国际视野，能给人许多新鲜的东西。现在不少学人长年呆在海外，对他们来说，国际视野肯定不是问题。而国内像康慨这样，每天从《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上获取即时资讯的人却并不多。其实有了网络，这是很方便的事情，康慨装了个软件，电脑桌面即可显现世界各大报纸当天的版面内容，想看什么文章，点开就是了。这样做最初出于工作需要，因为他在报社编国际版，尔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宽阔的视野无疑给康慨与书有关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方便。
最近发现他书评写得少了，原来在潜心译事。说起来中国现代化起步，就是从引进外面的先进文化与思想开始的，翻译如普罗米修斯窃取天火，自有其神圣意义。不知道康慨是自觉地把这当做一桩使命来做的，还是海外读物看多了不忍独吞。
早年记忆中，康慨最感动我的是上学期间有朋自远方来，手里没钱，也不好意思向父母多要，就去卖了血待客。这是他同学一次偶然间跟我说起的，绝非自己炫耀。如此侠义的做法，当今世道实在不多见了。
我知道这一定与读书有关，至于是什么书给了康慨这样的精神与品格，恐怕只有问他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