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尖上的政治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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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极为戏剧化的、足尖上的舞蹈形式。然而这西洋宫廷的“足尖”舞，在上世纪50年代，却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穿着意识形态的行头进入中国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旋转、托举、大跳中，中国芭蕾所暗含的身体政治寓意被消解，渐成大众欲望的符号。
立在足尖上的国家形象
在众多舞蹈形式中，唯有芭蕾一路跳进了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奥运礼仪小姐训练营”。芭蕾成为奥运礼仪小姐——她们被视为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国家形象代表——所接受的形体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参加训练的礼仪小姐候选人，每天身穿练功服，伴着音乐练习芭蕾。
为何选中芭蕾作为形体训练内容？“优雅是重要因素。”训练营的一位老师说。
在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主任李春华看来，优雅肯定是芭蕾舞最显而易见的魅力所在。她注意到，每逢周日，舞蹈学院门口车水马龙，无数家长带着孩子来学芭蕾，试图通过训练培养女孩子的气质。她说：“不管怎么样，练芭蕾的女孩子看着漂亮、精神。”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对芭蕾舞这个源于法国的舶来品并不陌生。他们的芭蕾启蒙来自“文革”时期不断上演的两部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两部样板戏让这一从前西方上流人的玩意儿，在进入中国的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普罗大众的广泛关注。
毫无疑问，这样的芭蕾舞剧是中国人“洋为中用”——政治正确、内容民族——的最经典文本之一。在国家意识形态中，“西方有的，我们也要有”的思想根深蒂固。但是，绝不能照搬不误，而要改造，为我所用。
在许多中年人的记忆中，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那段不到两分钟的“四小天鹅舞”是刻骨铭心的。正是通过这一镜头，人们第一次看见了“穿短裙跳大腿舞”的女人。而这在当时的中国，俨然是政治不正确的最恶劣表现。因此，必须开创性地借用芭蕾舞这一艺术形式，来讲我们自己的革命故事。
周恩来在1963年8月提出“音乐舞蹈必须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随后，《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剧中那场四个红军女战士与炊事班长嬉戏的表演，显然可见四小天鹅舞的影子，只是柔曼的白纱短裙变成了硬朗飒爽的灰色短裤军装和八角帽。随后，《白毛女》等相似题材的本土芭蕾舞剧相继问世，芭蕾舞台上穿足尖鞋的革命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由于自上而下的推广，初来乍到的芭蕾以及芭蕾舞演员在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李春华说，她1972年上舞蹈学校学芭蕾时，享受的是国家的“运动员待遇”：不交学费，一星期吃两次水果，经常喝牛奶。在物质匮乏、一切凭票证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芭蕾舞者如此“奢华”的待遇，就这样把这个群体符号化，从而定格在了“国家形象的演绎者”的位置上。
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舞蹈从来就是展示身体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的载体。于是，国家领导人对舞者群体细致入微的关心也就成了必然。甚至连练功房这样具体的事也会过问。李春华回忆说：“如果练功房地板不好了，周总理一个电话，马上地板就换了。”
运动员被期待着为国争光，而芭蕾舞演员则被期待着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李春华记得，当年，包括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内的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曾前来参观舞蹈学校，看中国人怎样训练和培养芭蕾舞演员。
作为中国第一部“自主创新”的芭蕾作品，中央芭蕾舞团多次携《红色娘子军》进行世界巡演。这部舞剧俨然已成为新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
如今，在与俄罗斯、法国等“芭蕾舞大国”共同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中、在诸如“德中同行”等各种国际艺术节上，以及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外交演出”节目单上，中国芭蕾舞都是保留节目。
2007年中秋，耗资30亿元人民币、由法国人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开张试演。中央芭蕾舞团选择《红色娘子军》作为首演剧目登场。
中芭副团长黄民暄表示，《红色娘子军》是“不可动摇的红色经典”，是“世纪舞台精品”，“我们发展‘民族芭蕾’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筷子夹牛排
李春华当年选择学习芭蕾并以此为职业，源于她家墙上的一幅《红色娘子军》宣传画。她说：“那时候，几乎家家都有这幅画。我常模仿剧中女主角吴琼花跳芭蕾的样子，后来我在家穿着小球鞋就能立住了。”
这部1964年的芭蕾舞剧，根据同名电影改编而成，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海南岛，受尽折磨的吴琼花因不堪忍受地主南霸天的压迫，逃离虎口，最后在红军党代表洪常青的指引下，参加娘子军，成长为卓越的革命战士。
舞蹈评论界认为，这部作品是革命性的，它将芭蕾从“资产阶级腐朽”的标签中解救出来，标志着芭蕾的革命宣传作用被很好地发掘利用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革命舞剧似乎没能激发观众太多的革命精神。倒是“常青指路奔向红区”那场戏，吴琼花手搭洪常青的肩，左足尖戳地，右大腿高抬的造型，使无数男孩萌发了最初的性幻想。
“那造型，非常性感而具有蛊惑性。当时我很幼稚地想，台上的洪常青还不如我，（吴琼花）凭什么和他又踢大腿又搭肩的。”一位旅居德国的画家至今难忘当年看的演出。
李春华回忆她上世纪70年代学芭蕾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只练《红色娘子军》。《天鹅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直到1976年后才得以重新排练。”
其实《天鹅湖》对于中国芭蕾舞界来说，本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许多人甚至曾将《天鹅湖》等同于芭蕾。1954年，苏联专家奥·阿·伊莉娜应邀来北京开办第一期芭蕾教师训练班，她带来了俄罗斯学派和《天鹅湖》。1958年，中国版的《天鹅湖》首演，掀开了中国芭蕾的大幕。
大幕后面，既非俄罗斯学派，也非法国风格，而始终萦绕着创造民族形式的冲动或者说焦虑。
在革命的《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之后，中央芭蕾舞团与导演张艺谋合作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迄今最受海外关注的中国芭蕾舞剧。这部源自同名电影的芭蕾作品，自2003年改编后，已成为中芭演出的保留节目。该剧精致豪华的舞台设计与京剧等中国元素的出现，引起了国际舞蹈评论界关于芭蕾语言如何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的热烈讨论。
上海、天津、辽宁、广州等地的芭蕾舞团也相继进行了各自的原创探索，将《红楼梦》、《梁祝》、《家》等中国文学、戏剧名著进行改编，用足尖演绎。
国际芭蕾比赛中，除规定动作外，参赛者还需跳一段原创剧目。李春华说，她的学生参赛时，跳的都是舞蹈学院老师自己编舞创作的芭蕾，配上中国音乐，效果很好。“我的一个学生参赛时穿着小旗袍跳芭蕾，增色不少，给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中国芭蕾原创作品的一大软肋是“语言表达问题”。毕竟是舶来品，“如果没有用好，会使观众产生奇怪的感觉，就像拿筷子夹牛排吃。”李春华说。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独特的”——有人认为是“奇特的”——芭蕾样式，是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脚尖旋转结合而产生的。
燕冰曾是芭蕾舞演员，但从未跳过主角，原因是领导认为她“技术旋转很好，舞蹈语言很差”。年近六十的燕冰坦率地说：“我小学毕业。年轻时练舞，都没看过外国人演的芭蕾，你让我怎么表达？就知道死练功。”她现在的用武之地，是在家辅导自己的孙女跳芭蕾。
经典政治符号的尴尬
从前的“运动员待遇”如今早已成为历史。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黄民暄说，中芭的约60名演职员的工资都要靠市场，他们必须为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而“拼命干”。
而这位上世纪60年代的舞蹈演员当时之所以选择芭蕾，恰恰是因为“家里穷”，一进舞蹈学校，就“吃住什么都有了”。
黄民暄将内心的些许失落感归结为“表演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各有各的观众群”。
在市场经济洪流中，芭蕾却早已被精明的商人们相中。贴上“塑造高贵气质”的标签后，各大健身房都开设了芭蕾舞训练课程。一些专业芭蕾舞演员和学生，到健身房兼职做起了教练。
辽宁芭蕾舞团的一名青年男演员说，他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最顶尖的男女主角，月收入可以到1万元”。
一些芭蕾舞演员不得不走穴赚钱。在北京某国大使馆举办的晚会上，一名自称是北京芭蕾舞团的女演员为宾客跳舞助兴，其中就有《红色娘子军》的片段。所谓红色经典所包含的革命隐喻，在红男绿女的推杯换盏中悄然隐匿。
对当年那些热爱红色芭蕾舞的观众来说，《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这样的剧目成了虚妄的怀旧噱头。
“票价那么高，演得那么烂，主要是完全没有当年那些演员的政治激情。我再不会看中国的芭蕾了。”陈女士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在看了中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后，她感到很失望。
那天的演出是不对外售票的。陈女士的座位在前区7排，后面两排坐着一些人们熟悉的公众人物。来看演出的，多半是她那样的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如果商演，她坐这个位置的票价是1680元。
“要自己掏钱，我宁愿看百老汇的歌舞。起码，那些演员的大腿舞跳得地道。”陈女士说。
中芭也试图走低价路线，放下身段到大学演出（比如在北京大学的演出票价为20~85元）。可是，一名看过中芭革命经典演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说：“没什么意思，一点不好玩，音乐和舞美都怪怪的。”
但李春华却更愿意认为，尴尬局面是好演员不多所致。她说，中国有很多传统的广场艺术，比如秧歌。“这些民间舞，拿着扇子，或打把伞就能跳了，但芭蕾是需要环境和严格训练的。”
然而遗憾的是，现在真正喜欢芭蕾而且勤奋刻苦的学生很难找了。“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娇生惯养的，难啊。”李春华感慨道。
不可否认，在国家意识形态隐退后，芭蕾与政治疏离，然而其独立的市场却远未成熟。除了在国外演出，一年一度的国内贺岁芭蕾演出季，也许是中国各芭蕾舞团谋生的最大契机。
从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2月1日，中央芭蕾舞团在国家大剧院、天桥剧场和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推出了20余场形式各异的演出，先后上演《红色娘子军》和《平克·弗洛伊德摇滚芭蕾》等中外名作以及芭蕾专场晚会。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总不忘强调自己的观点：芭蕾不是高雅艺术，而是大众艺术。像这样的“演出季”，中芭已进行了11年，每场演出收入大约15万~20万元。无论买票还是持赠票，年终岁末看芭蕾，已成为部分中国人的习惯。
照片：2007年9月24日，北京国家大剧院试演出，《红色娘子军》在歌剧院彩排。邹红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