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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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农村人?

——撤村建居青年身份认同陷困局
实习生 王雪迎 本报记者 刘冰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18    [打印] [关闭]

    “城里人享受的我们并没有享受到”

    小高是原王家梁村的村民。自2004年乌鲁木齐市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大湾、八家户、二工等29个村实行撤村建居后,小高的家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3万元的补偿款让他心里美了一阵子,新换的户口本上清晰地打印着城镇户口。“这下好了,我是城市人了,可以过上新生活了。”小高对自己以后的生活十分憧憬。

    扒了旧平房,盖起了三层的新楼房,由于王家梁就在市中心位置,房租又相对便宜,他们的房子不愁没人住,15个小房间几乎就没闲置过。

    他安心地收着每月3000多元的房租,原来的村委会改制成了王家梁实业公司,村里的公共用地现在成了陶瓷市场、办公场所,当上股东的村民们每年都能分上红利。

    这样算来,小高每年轻轻松松进账四五万元,在城市里这可是高工资了,小高相当知足。

    可是,等原先的那股兴奋劲儿过去后,小高慢慢觉得有些不对头,“这户口不管用啊,好像城里人享受的,我们并没有享受到。”

    想增加点知识吧,没有公共的阅览室;想饭后散散步、锻炼一下吧,双杠、转轮这些普通社区都普及的公共健身器材一直都没影儿;再望望村里同样大小的年轻人,大多没什么事做,每天不是在棋牌室泡着,就在村里闲逛,这哪像城市啊?

    “我们其实就是失去了土地的有钱农民”

    困惑的不仅仅是小高,今年30岁的徐海燕8年前嫁到大湾乡的成新建家时,大湾乡还属于农村,周围邻居大都住着低矮的平房,有钱人家不多。

    2004年撤村建居后家家都拿上了补偿款,多则七八十万元,少则二三十万元,村里人一下子有钱了。而他们所在的地方一下子成了城里,成了热闹的城乡接合部。

    拿到补偿款的头一件事就是盖房子。徐海燕夫妇也盖了一座小楼。一楼是小商店,丈夫每天守在店里,基本上不怎么出去,徐海燕卖过服装,为了6岁的儿子,她辞去了工作,每天带儿子到少年宫练跆拳道,她努力地培养儿子,想让他从小拥有健康的体魄。村里其他家长知道后都很羡慕,但羡慕归羡慕,他们大都继续让孩子疯玩,像城里人家长为孩子牺牲自己时间,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的极少。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钱多了、吃穿变好了,农民的本性和农村里的风俗一点儿都没变。有时,她会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虽然有了城里人的名分,但这个城市好像并不容纳身上还带着泥土味儿的他们。

    “唉,说白了,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个失去了土地的有钱农民,挂着城里人的招牌却开着农村的后店儿。要不怎么叫城乡接合部呢?”徐海燕笑着说。

    徐海燕的工作是丈夫让辞的,他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带孩子、做饭,属于很传统的农村男人的想法。

    徐海燕工作的那几年,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做饭;晚上下班后,又要赶着往家跑,还是做饭。一天下来累得她腰酸背疼,看到她那个难受劲,从来不做饭的丈夫常说:“我靠房租、商店就能养得起你,出去工作受那个罪干啥?”

    徐海燕并不这样想,她是个大专毕业生,也算个文化人,虽然每天工作很累,但自己总算有点儿用途,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些话她从来不在丈夫面前说,因为说了总会换来他一脸的茫然。

    “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同,没有文化,思想也不开窍。”前年她准备和同村的一个姐妹一起学俄语,丈夫百般阻挠,就是不让去,还说什么:“天天跟那些外国老毛子打交道像什么样子?”

    忍着一肚子怨气,每天就是守商店,做饭,她觉得日子无聊透顶,而那个姐妹学完俄语后就在边疆宾馆当翻译,每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让她羡慕不已。

    他们的十几间小屋被一个做衣服的老板全租了,既是宿舍又是小工厂,每月固定地拿着3000多元房租让丈夫衣食无忧,他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当农民时还有人管,村委会时不时地会组织村民学习,有时还会有种植技术培训什么的。现在当了城里人,倒没人管了,这样下去人会越来越无聊的。”徐海燕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应当有人组织他们学习,教他们一些技能,这样大家好去城里谋生,而不是靠躺在房租上拿钱。

    但徐海燕的这种想法在其他人看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城里人怎么了?他们整天拼命挣钱,不就是想享点清福吗?我们现在不就是过着让他们做梦都想过的生活吗?”丈夫一脸困惑地看着徐海燕说。

    连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

    现在谁要说老孙家是农村人,肯定会惹得老人家不高兴。

    新翻修的五层小楼,一楼当门面出租,二三楼隔成小间出租,四楼自家住,三个儿女,老孙已经为他们考虑得很周全,小区里分的楼房给女儿住,村子里另外一套三层旧楼是大儿子的,新楼四层里大房子给小儿子,小些的老两口住。

    那个大些的房子还是复式的,底层客厅加两个小间就100多平方米,顺着旋转楼梯上去,是三个大房间,穿过一排高耸的、整齐的绿色盆栽植物,打开虚掩着的一扇白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空旷的大阳台,老孙已经在上面搭了架子,准备夏天种上葡萄藤,既美观又实用,还可以乘凉。

    “来家里的朋友看到房子的设计都很惊讶,有人说,光这阳台的面积都顶得上他家的房子了,末了还加上一句:你们可真奢侈,比城里还城里啊!”

    “像我们一样大的年轻人,都在为房子拼命,城里人希望找一个栖息之所,村里人希望能在城市扎根。”东八家户村民、29岁的吴军说,他认识的许多城市的年轻人,都把每月的一半工资用于还房贷,剩下的工资也都很有计划性,生活得很紧张。

    最让吴军难以理解的,是每逢超市打折时的疯狂抢购,自己村里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老人去捡那便宜,城市人都过成那样了,真是些小市民!

    吴军发现,许多城里人并没有他们活得滋润。

    而他们没有生存的烦恼,既生活在城市里,又不用为房子去卖命,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有车有房,还用拼搏什么啊?

    但这种优越感长久以来并不能带给吴军真正的快乐,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虽然很辛苦,但他们的生活似乎很充实。

    他渴望和他们成为朋友,但在交往中,吴军明显感觉到自己知识的匮乏。吴军原先也接触过一些城市青年,但和他们的共同语言极少。他们喜欢泡酒吧、蹦迪,夸夸其谈,吴军受不了这些,他最多也就喜欢吼上两嗓子,后来和他们就不来往了。

    他依旧和自己从小在村子里一起长大的一帮兄弟玩儿,开车出去吃饭、喝酒、打麻将,聊聊身边的事。

    在吴军看来,自己属于非常尴尬的一代,从小身份是农民,却没怎么种过地,只是父母种菜忙时帮点洗菜、装车的小忙,学也没上好,高中上了一学期就没再继续读。

    他平时很少看报、看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子过得很无聊”。

    一没学识、二没技术,给人打工钱少又受不了那气,在家里闲晃荡一年后,父亲给他买了一辆车,让他跑出租。

    八家户社区一位工作人员说,前不久海大酒店招清洁员,每月800元,交“五金”后每月可以领470元,消息公布后没有一个人来咨询,“就业观念还没有转变,高不成、低不就。”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湾某社区招聘协管、环卫等公益性岗位上,一些平时嚷嚷着要工作的妇女、青年顿时没了声,“干环卫又脏又累,一月才六七百,还不如在家靠房租度日呢!”

    现在在大湾社区当环卫工人的小马每月靠房租也有2000元的收入,他认为,现在有钱了看起来很好,但十年八年后怎么办?就像一杯茶,一口一口地喝,能有不干的时候吗?六七百元虽不多,可时不时地往杯子里填一点,它始终是不会干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想,撤村建居后的农村青年对自己的身份缺乏认同感,有时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

    “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自己的拼搏,在一夜间就因为撤村建居而成了富人,但现在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精神是贫穷的。”吴军说这话时,神情很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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