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教授当年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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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进入课堂的样子，在学生笔下写来，油然而有种仪式感：他穿一件蓝布大褂，黑色直贡呢千层底便鞋，右臂夹着一个皮包，一身朴质而又文雅之气，穿过正襟危坐的学生的目光。
周祖谟回忆老师，“身材既高，风神潇洒”。迎面走来的沈先生，被人形容为“礼貌伟岸，而举步轻微，行时道履飘逸，摇曳生姿，高迈神采，左右流转”。难怪这位先生，在学生中间留下的多半是“风流”、“儒雅”一类评价。
沈氏讲课，往往陶醉其中，闭上眼睛直讲到下课，这才睁开眼睛出去。每讲到一处学生表示不解时，他常意外地问：“你们不懂？”言下大为不满。而事实上，他讲的内容，即使是读过文字学、音韵学，甚至连《说文解字》也研究过的学生，也常闻所未闻。
在讲席上，这位潇洒先生留下的印象，通常是态度平易，偶尔还会插科打诨，幽默感十足。一次，他上课点名，看到一名学生叫杨有家，随即引《孟子》中“男子生而为之有室，女子生而为之有家”的句子，取笑道：“此乃女人名字。”博得大家一笑。
但这种幽默和善也有例外。在北大教书时，一次，他正讲得高兴，学校抽查人数的校工走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当时的北大号召“自由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教师往往不喜欢点名。因此，当那人把礼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时，沈兼士马上把他的帽子摔到地上，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这是放东西的地方？”
和善的沈老师很少当面开口夸奖学生。一名当年学生回忆，沈兼士教文字学，整整一个学期，几乎没说过什么好话，总是怪他们书读得少，学问浅。以至有一天，当这班学生听说，苛刻的沈先生其实常常在教员室休息时表扬他们，都不肯相信是真的。
时日久了，大家也就了解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风——尽管平日不言，但每次考试后，他总要把成绩最好学生的名字，挂在嘴边，和其他教授谈起来，也总是一遍遍提起。
等到毕业时，学生略有些成就的，做老师的倒也并不吝惜勉励之辞。不过，这名为人旷达、年近六十仍一头黑发的老师，却又总作满不在乎状：“教师称赞学生，不过为饭碗问题。”
在学生柳存仁看来，北大的教授向来不惜推崇学生们独到的成绩，已是一种传统。他记得，沈兼士当时，口里屡屡提及大四学生周祖谟对于文字声韵的精研。这种教授和学生之间平等的关系，“今天已不常见”。
“当年北大的那些教授对于学生是很看得起的，对有才华的学生，更是备加爱护。”这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在老北大诸多传统中，尤让人称道。
日军占领北京后，沈兼士生活窘迫。他爱吃甜食点心，却无钱购买，于是把面擀成薄片，切成小条，加糖用油炸代替，成为一帮师友们聚会“少慰愁思”的食物。窘迫如此，他也并未停止接济学生，甚至参加秘密组织地下社团，出资聘请不肯为日军做事的教授，并帮助流亡的青年。
当时，他的好友周作人接受日本人任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昔日红楼，变成拘捕抗日分子的特务机关。时人回忆，沈兼士每提及此事，总是“以手指按桌上，一字一顿，语气渐重”，对学生的心疼，溢于言表。
这名被学生认为“坦白、刚直、厚道、热情”的先生，常生动地活在他们的回忆里。他家境并不宽裕，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售部分藏书以补贴租金。
学生们记得视书如命的老先生卖书时那副可怜样儿。一个下午，老先生在藏书的小屋找书出售，他一边念书名，家人一边在外记下出售清单。有时候，一个书名说出来，过了会儿，又舍不得，再说勾掉。结果，最后一看，舍得卖的书，值不了几个钱，又只好把勾掉的书名再一个个写上。
当时，许多教书先生都有自用包车，而这位沈兼士教授，却往往只是挟一个颜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课。课余，深居简出。偶尔，他也光临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吃顿小吃，然后匆匆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