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
照片上的婴儿裹在一床旧得起球的毛毯里，瘦弱得好比“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不仅如此，她鞋底还沾满了污垢，据说使用刀片都难以清除。
这幅照片拍摄于1969年。当时的葆拉只有5个月大。据收养机构的医生介绍，这孩子生下来便营养不良，体重只有4．25斤。
除此之外，葆拉几乎再没有自己被收养前，以及有关亲生父母的任何信息。这么多年来，她的身份只是会计伯恩斯坦家的养女。这个家还有祖母、爸妈和哥哥。一家人定居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
葆拉早已习惯了自己被领养的身份。她甚至忘记了第一次被告知真实身份的时间。不经意的一次，电视中的雪儿（Cher）深深吸引住了她，这让她隐约觉得自己和这位明星有某种关联。不错，这位奥斯卡影后和葆拉一样，同样拥有一双迷人的深棕色眼睛。
有谁不对自己的身世好奇呢？或许葆拉的过去，与另一名陌生人有关。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他或者她，或者他们，正从皱巴巴的笔记本，褪色的同学录照片、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浩瀚的网络资源中苦苦寻觅。
只是当事人还一无所知。
寻亲
有关葆拉收养前的一切，除了那张照片外，就是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Louise Wise Services）的档案了。正是这家收养机构，于数十年前将小葆拉交给了伯恩斯坦夫妇。
作为美国最早的分类收养机构，该福利院成立于1916年。创办人路易斯·韦斯是个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他希望借此为本民族的孤儿寻找家庭。
与普通人不同，被领养子女一般拥有两套出生证明，分别是亲生父母、领养父母的姓名和领养时间。然而，并不是每个被领养子女都可以随意查看这套证明的。随着二战后收养高潮的到来，美国大部分地区密封了这些原始资料。在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所在地纽约州，被收养子女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获准后才能得到相关信息。
2002年秋天，艾莉斯·莎因（Elyse Schein）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位居住在法国的作家兼电影制片人，也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在出生9个月后，她被来自俄克拉马州的莎因夫妇领养。
与远在纽约的葆拉一样，艾莉斯本来并不为自己养女的身份烦心、孤独、迷惑或痛苦。在她眼里，养母林恩·莎因（Lynn Schein）才是“真正的母亲”。
时至今日，艾莉斯还能记得养母坐在梳妆台前，涂上灰色睫毛，准备和父亲外出的样子。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诱人的夏奈尔5号香水的味道。
“她在我6岁时就去世了，”艾莉斯提及此事依然十分惆怅，“但我觉得她永远像白雪公主，在镜子里面默默注视着我。”
死亡的阴影自始至终笼罩着艾莉斯。尤其当年龄逼近33岁——养母林恩就是在这个年龄去世的——一种莫名的紧迫感促使艾莉斯渴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她从养父马蒂·莎因（Marty Schein）那里得知了收养机构的名称，并向纽约州立收养信息申请处（New York State Adoption Information Registry）提出申请。他们是早就等着上门寻找呢，还是压根儿不愿相见？艾莉斯设想着各种可能，直到半年后得到答复。答复中除了表示路易斯·韦斯之家将尽快处理此事外，还多了张生母基本情况的表格。在国籍和年龄的地方，分别填写着美国和28的字样。
艾莉斯记得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算出生母大约65岁的年龄，然后便排除了几名候选人。其中包括1960年的潮流偶像伊迪·塞吉维克（Edie Sedgwick）。1967年，伊迪和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Sedgwick）传出发生关系的绯闻。第二年的9月份，艾莉斯正好出生了。
巧合的是，艾莉斯本人也在28岁那年首次怀孕。当时她正在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读书。几经平衡，这位单身女性在家庭和学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怀孕少女，挣扎在纽约的下层社会，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孩子。”艾莉斯一下子原谅了生母的无奈之举。
至此，这个寻亲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从那张语焉不详的表格中，艾莉斯推测出生母并不愿意和自己相认。她搁下这事，回到自己在巴黎闹市区那间10平方米的公寓里，继续过着“波希米亚式”的随性生活。
只有极少情况下，这个36岁的女人，坐在漆黑的电影院里，会幻想自己变成童话里的小鸟。当小鸟奋力钻出蛋壳后，眼前会出现一位面带笑容的母亲。
“你是我妈妈吗？”小鸟问。
“当然，我的宝贝。”鸟妈妈回答。
姐妹
第一次收到回复后的半年，2003年2月,艾莉斯又收到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信函。莫非生母改变了心意？她按捺住激动，在灌了杯啤酒后点燃香烟，这才拆开信封。
艾莉斯首先注意到第三句话中的“双胞胎”字眼。一个自称凯瑟琳·鲍洛斯（Katherine Boros）的女士告诉她：“你出生于中午12时51分，是双胞胎姐妹中年幼的那个。你们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人。”
“这些话看上去太不真实了，好像把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打乱了一样。”艾莉斯呼吸急促地拨通好友让·克劳德（Jean Claude）的手机。
“她只是兴奋地尖叫，不停地说什么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孤单。”克劳德形容女友的异常，“我直起鸡皮疙瘩。”55岁的克劳德向来成熟稳重。即便在街边小摊，他也照样一身西服革履，绅士般地细细品味着比利时特色啤酒。
这回他像孩童般地睁大眼睛。在楼下的酒吧里，俩人把信摊开在木桌上，大声朗读着其中的内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毫无克制的欢笑。
“上面说，哦，我们的亲生母亲——好奇怪说‘我们’这个词儿——是个高智商的优秀学生，在一所名牌高中里读书。”艾莉斯大声念道。
“她是高智商？”克劳德兴奋地回应道，“这并不奇怪，看看你就知道了！”
“她获得了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却由于情绪不稳定而未能入学。”艾莉斯继续说，“她被诊断出综合性精神分裂症。”
艾莉斯再次被震惊了。因为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时，她自己也有过一段情绪低落期。当时读大一的她，不知为何终日无精打采，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的双胞胎姐姐那时在干嘛？她会不会也觉得孤独无助？”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艾莉斯于2004年4月飞往美国，决定到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问个究竟。
就在艾莉斯情绪异常低落的1987年，身处波士顿的大二学生葆拉也感到浑身不舒服。她整夜给朋友打电话，诉说着无尽的空虚。当诉说也不管用后，她便开始暴饮暴食：一大勺土豆泥、好几碗麦片外加数碟炸薯片，这仅仅是一顿午餐。到了晚上，她不断用手指抠着喉咙，吐得到处都是。
这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位优等生本该享受人生才对。作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生，葆拉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她不仅担任班长，还是校报的主力记者。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葆拉事后回忆说。
她不由得想起了生母，或许这位从未谋面的女人能够解释一切。根据1983年纽约州出台的法律，收养机构必须向收养人和成年的收养子女提供医疗信息，其中包括遗传疾病、孕期是否吸毒或者服药等等。
一周后，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回信说：“资料显示，你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女性。她是二流大学的高材生，读了一年便辍学回家。”负责接待的人猜测，这些异常举动可能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
但这段叛逆插曲，并没影响葆拉大学顺利毕业。接下来，她又获得纽约大学电影学硕士学位，并且结婚生子。
重逢
当这位巴黎电影人，也就是艾莉斯的飞机在纽约降落时，葆拉正在位于布鲁克林东村（East Village）的公寓里收拾房间。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电影批评家，葆拉小部分时间是在家照顾2岁的女儿杰希（Jesse）。2004年4月13日早晨，葆拉陪着杰希上完体操课，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并不想这样贸然告诉你，”对方说，“但你有个双胞胎姐妹。”
出于当过10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葆拉下意识地拿出纸笔：“你是谁？”
“凯瑟琳·鲍罗斯。”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收养服务部主任，终于帮助艾莉斯联系上了葆拉。由于葆拉10多年前曾与她们联络过，使得这次寻找无比顺利。
此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葆拉觉得“心口好像压了块木板”，“完全无法呼吸”。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只有过两次这种感觉。另一次是大学二年级的报到日，她从地铁的楼梯摔了下来，头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当急救人员把她放在担架上时，她疼得几乎无法呼吸。
看着记事本上“艾莉斯·莎因”和“巴黎”的字样，葆拉拨通了凯瑟琳的电话。
“你好！”电话里传出和自己几乎相同的声音。
“艾莉斯？”葆拉这才意识到拨错了号码。
经过长达35年的分离，这对从牙牙学语时就没说过话的姐妹，现在开始煲起了电话粥。她们彼此相约第二天在一家具有中东风格的咖啡馆见面。
毫无疑问，双方都紧张极了。
葆拉表示向来不习惯照镜子，尤其是进入发育期脸上长出粉刺后。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瞥一眼橱窗玻璃，确定头发是否零乱。但自从知道有个双胞胎妹妹，她无论是刷牙还是抹口红，都要认真打量一番。
“或许我看到艾莉斯就像照镜子一样。”葆拉笑着说。
另一边的艾莉斯则开始观察街上的行人，并根据长相将他们搭配成双胞胎。
“我不断告诉自己要镇静，但还是止不住地兴奋。我有个双胞胎姐姐。”
在咖啡馆的圆桌前，几乎是同一个版本的两个人相遇了。
“你一定是艾莉斯。”姐姐首先打招呼，“我是葆拉。”
没有眼泪，也没有拥抱，这对骨肉只是拘谨地握了握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们有35年需要弥补。你如何问某人‘我们离开共同居住的子宫后，你做了什么’？”葆拉这样形容初次见面时的尴尬。
她们互相打量着：深棕色的大眼睛，带点俏皮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纤细的手指——她们的长相完全一样，除了头发颜色和长短不同。
“我们的确是同卵双胞胎。”艾莉斯打破了僵局。她们拥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说话时挑动眉毛，喜欢高挑的男生，习惯吮吸中指和食指，对同一种药物过敏，在大学里是女权主义者，爱听乡村女歌手的民谣，甚至童年和同一款名叫“布奇”的棕色泰迪熊睡觉……
在这家咖啡馆里，葆拉经历过无数次重大时刻：和朋友庆祝考上研究生，与丈夫第一次约会，为女儿举办满月派对……
如今，喝着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她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在这里重逢。
调查
她们为什么被活活拆开？
她们的养父母都表示并不知情。克劳德开玩笑说是神秘王室的下一代，姐妹俩猜测是生母的无意之举。但凯瑟琳的一句话让俩人惊呆了：“有关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的科学研究。”
当今天回忆起最初得知真相的情景时，葆拉说：“就像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
一周后，她在互联网上试图用“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和“双胞胎”进行搜索。一篇刊登于《纽约日报》的“医生原来知道”的文章映入眼帘。与此同时，艾莉斯也搜索到了内容相同的文字，题为《实验室里的小老鼠》。
与她们姐妹的命运略微不同，这次实验室里的“小老鼠”，是个三胞胎的故事。
1980年秋天，当19岁的罗伯特·沙夫兰（Robert Shafran）走进纽约一家专科学校时，意外地发现很多人向他打招呼，称他为艾迪（Eddy）。
最初他以为这可能是恶作剧，直到艾迪·格兰德（Eddy Galland）出现。他们出生于同一天、同一个地方，都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更奇怪的是，兄弟俩都是摔跤手，常抽万宝路牌香烟，智力水平都是148。
当这个感人的故事被媒体披露后，大学生大卫·科尔曼（David Kellman）仿佛中邪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自己。原来，他是第三个孩子。
这篇发表于1997年的报道，揭出一个惊人的秘密：将这些双胞胎或多胞婴儿分开的建议，来自维奥拉·伯纳德（Viola Bernard）。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精神病学顾问认为，多胞胎能够从分别收养的环境中受益。在她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多胞胎可以各自建立属于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领养人也可以减轻负担。
他的支持者还包括当时的美国儿童发展中心主席彼得·纽鲍尔（Peter Neubauer）。从上世纪中叶起，这两家机构就此展开合作，并得到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一家澳大利亚出版的多胞胎研究刊物显示，这项研究涉及5对双胞胎和一对三胞胎，一共13个孤儿。
在伯纳德的论文目录里，葆拉发现了题为《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分离的研究（1953~1997）》的文章。为了避免给当事人带来不便，这些数据被密封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直到2066年才能够公布。
“想想我们的资料竟被存在某地的文件柜里，这太可恶了。”葆拉说。
从报纸上，这对双胞胎姐妹找到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克鲁格曼（Krugman）医生。这位医生承认当时有人曾反对过伯纳德实验，但似乎并不是出于伦理考虑。一位路易斯·韦斯的员工说：“分开双胞胎——我可不干，他们之间神秘的关系非常强烈。”
“作为科学家，我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克鲁格曼似乎并不为此感到羞耻。
彼得·纽鲍尔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当葆拉拨通他的电话时，一个东欧口音回答：“我很忙。”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对此，艾莉斯幽默地比喻：“好像他是个邪恶的科学家，而我们是实验室的小老鼠，现在来找他报仇似的。”
有关这项研究的秘密，一经披露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哥伦比亚新闻公司的《周日早间新闻》栏目以《以科学的名义将双胞胎分开》为题进行报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则播出了题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的广播故事。
遗传学家托马斯·鲍查得（Thomas Bouchard）评价伯纳德和纽鲍尔“几乎可以说是魔鬼”。同样作为双胞胎研究专家，他只是将孩子们带到实验室。在一周的时间内，安排他们住在不同的房间里，回答上万个同样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没有人有资格，无论用什么借口，剥夺别人的幸福。”托马斯补充道。
斯本斯·查平收养之家的退休主席也表示：“我们从不这样做。”这是美国最大的收养机构之一。
获得普利策图书奖《双胞胎：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一书的作者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统计，全世界大约有不到300对失散的双胞胎最终重逢。与葆拉姐妹不同，他们大多数被亲戚分别收养，并知道对方的存在。
据了解，如今大多数收养机构被禁止分离双胞胎。
分歧
消息很快传开了。
周围的许多朋友恭喜姐妹俩终于重逢。“这可比彩票中大奖还幸运。”葆拉的侄子也是个养子，他嫉妒地说，“真不公平，我也想有个双胞胎。”
相比之下，伯恩斯坦夫妇和莎因夫妇反应更大。2004年9月，当他们在葆拉的公寓相见时，好比失散多年的亲戚，一下子拥抱在一起。葆拉的母亲开始号啕大哭。
“我的天啊，”艾莉斯的父亲盯着葆拉惊呼道，“你看起来和艾莉斯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当初领养了葆拉，或许现在已经荣升外公了。
在各式各样的假设中，最多的假设莫过于“如果你的家庭收养了我，我会变成你吗？”答案最终是否定的，因为姐妹俩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分歧：一个喜欢自由，一个向往稳定；一个抱定独身主义，一个拥有幸福的家庭。
最激烈的一次矛盾爆发源于约见律师。当艾莉斯与葆拉商量咨询内容时，葆拉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
“我想知道凯瑟琳未经我允许，就帮助你联系亲属，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什么？难道不应该是路易斯·韦斯之家私自把我们分开是否合法吗？”
“我很生气凯瑟琳告诉我你的存在。”“难道你希望我从未找过你？”
葆拉迟疑了，轻轻地说：“不管怎样，那都是过去了。”
葆拉事后坦言，自己并不喜欢沉溺于往事。在丈夫入睡后，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和艾莉斯从小共同长大，我肯定不会那么孤独无助。但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的存在。”
艾莉斯联想起7岁那年全家到海滨度假。一个大浪把她卷入海中，吞下好多水，以至于无法呼吸。“当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十分痛苦。”
但毕竟血浓于水。姐妹俩最终在一部电影中达成和解。通过艾莉斯导演的这部电影，葆拉意识到妹妹的生活方式并非难以接受。现在，她深深为艾莉斯的才华感到自豪。
当记者致信葆拉，询问两姐妹是否依然存在争执时，她给了“几乎没有”的答案。
“当我们相遇时，我的头发短些，颜色浅些。现在变长了，也重新染色了。与此同时，艾莉斯的头发又剪断了。所以我们的头发变得一模一样了。”葆拉解释说，“我们不像最初见面时那么介意一些东西了。”
母亲
眼下，这个拼图游戏上最大的空白就是母亲了。通过一位路易斯·韦斯之家的老员工，葆拉找到了她们出生28天后，在麦格太太家的档案记录。其中的葆拉被称为让，艾莉斯叫玛瑞安（Marian）。
档案记录中写道：“麦格太太显然在悉心照料这对双胞胎。她甚至能辨认出两者的区别，体重、面部表情和胎记等各个方面。她还注意到让比玛瑞安更为活泼，醒得早，哭得更大声、时间更长。虽然她更喜欢让，但她尽量平等对待每个孩子。”
麦格太太现在在哪儿？她是否知道路易斯·韦斯之家无权泄漏她的真实姓名？这对双胞胎姐妹不由地叹息：居住在纽约的麦格太太何止成千上万，哪一个才是她们要找的麦格太太？她们抱着最后的希望发出最后一封信，试图探询有关生母的点滴信息。
2006年5月，在葆拉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姐妹俩收到以下回复：
“当你们出生时，你们的母亲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住院。在之前的1968年6月24日,她有过一次自杀行为。随后被诊断出精神病性疾病，开始服用治疗药物奋乃静。据说她是个膀大腰圆的女人，拥有棕色的头发和眼睛，牙齿不是很好。由于她当时精神混乱，并不知道你们的父亲是谁。”
这和姐妹俩的猜想完全吻合。“我一直觉得她肯定是个大个头。”葆拉笑着说，“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个狼外婆。”
下一步就是查询母亲的名字了。通过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局（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这对双胞胎了解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健康科学图书馆。1998年伯纳德去世后，她把个人信件和文档捐到这里。有关儿童发展中心的双胞胎研究，被放在3个128.5升容量的盒子里。然而只有等到2021年1月1日才能对外开放。
还有一个办法是到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在位于地下的宗谱室里，有两大本1968年纽约新生儿的全部记录。
这对姐妹选择了后者。葆拉从字母A查起，艾莉斯寻找9月13日在长岛出生的所有女婴。可惜5个小时过去了，她们一无所获。
一周后，两人再度来到图书馆，终于在厚达1076页的记录里，找到了母亲的名字：让·维特（Jean Witt）。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艾莉斯含着泪说：“我找了妈妈两年，现在终于找到了。”
葆拉望着只有一街之隔的林肯大厦说：“我爸爸曾经在那里工作，我去看过他无数次。谁能想到我曾经这样接近身世。”
真相
幸福似乎就在眼前。通过互联网，葆拉开始查找维特家族。鉴于路易斯·韦斯之家曾透露母亲的父兄都担任律师，她们将目标锁定为大卫·维特（David Witt）。
这个犹太人出生于1936年，比生母大3岁，同时还有个律师父亲。不过资料显示他是家中的独子。难道维特家族不愿意承认未婚先孕的女儿，还是那个女儿早已离开人世？
这些疑问并没有得到大卫·维特的解答。他在电话里冷冷地回答：“对你我没什么可说的。”
姐妹俩揣测：他究竟是不是舅舅，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种态度？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打错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认为如此。”葆拉说。艾莉斯也同意：“这极有可能。”
她们开始行动。先是给大卫·维特写了封信，再三表示决无恶意。接着她们找了名私家侦探，开始打探有关生母的消息。
葆拉坦言并不打算约见生母，只是希望了解她的现状，“无论她在20年里搬过47次家,还是永远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无论她从未结婚，还是生过其他孩子”。
私家侦探首先有了消息。让·维特的真实姓名叫丽达·维特（Leda Witt），已于1978年去世。此外还找到一张丽达高中时的毕业照片：一个留着厚厚卷发的女孩儿，活泼开朗地笑着。
有关生母模糊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尤其在2006年年底维特舅舅的到访之后。他并没有多言自己的态度为何转变，只是相约在曼哈顿阿姆斯特丹大道的第77街见面。据说，这是丽达·维特出生的地方。
维特舅舅彬彬有礼，却有些紧张。他的臂膀在颤抖，而且一言不发。
他领着外甥女在街角打转，依旧一言不发。
终于，这位身穿条纹牛津衬衫的老人指着一栋楼房说：“这是丽达生长的地方。”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也是她度过最后岁月的地方。”
在这位哥哥的描述中，妹妹丽达生病前是个活泼、开朗和聪明的好学生。她的爱好是绘画，虽然水平一般。身为犹太人，她很少参加犹太教的聚会。同样的，她也没有告诉大卫孩子的生父是谁。
告别之前，这个舅舅喊住了转身走远的双胞胎姐妹，高声说：“她是个好人。”
就像不断更新的电脑技术，葆拉有关过去的印象似乎一下子从一张照片，扩展到无数个故事。2007年，她和艾莉斯把这些经历集结成书，取名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一对双胞胎分离又重聚的回忆》。
这本书先后登上《读者文摘》、《连线》等杂志的推荐书目，并被冠以“又酸又甜的回忆”和“令人震撼的故事”等评语。据出版商介绍，这本自述体书籍已经翻译成法语和荷兰语，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行。
如今，这对姐妹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同一条街道上。当艾莉斯坐在阳台上读书时，抬眼便可以看到葆拉和女儿在草坪上玩捉迷藏游戏。有时候夜晚，两人穿上宽大的睡衣，喝着草本饮料，坐在露台上聊天。
“很难说我们的未来如何，那确实是未知领域。”艾莉斯说，“自从找到了葆拉，我觉得失去的所有又回来了。”
几天前，姐妹俩正在美国、荷兰和比利时旅行。她们计划把无辜失去的35年光阴一点一滴补回来。
住在一家乡村旅店里，葆拉给记者回信说：“我现在深切领会到姐妹的含义。希望远在天国的妈妈能够知道，你的女儿们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