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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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说，“我的心很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他的《文革回忆录》没有写完，只留下一份提纲
■他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他是那个年代的“标本性人物”
浩然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他1949年开始写作，1964年调入北京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97年5月当选为北京市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
月坛北街：浩然昂首阔步或遮帽过街的人生两重天
2月20日上午，我正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参加《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作者联谊会。十一点左右，《北京晚报》读书版编辑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浩然逝世的消息。我听了以后惘然许久，思绪有些慌乱，在会议的氛围里明显显得走神。
我悄悄地向《炎黄春秋》编辑部的吴思、徐庆全报告了这个消息，他们听了略有诧异，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他们身为卓有成就的治史学者，面对浩然这个“文革”中国作家标志性人物的离去，多少都有一种莫名的、深沉的感慨，只是这种感慨不及言说，难以尽言。
从会场出来后，我慢慢地踱到几百米外的月坛北街，春日阳光特别温和，钓鱼台国宾馆外面的杨柳树在轻微地摇晃着。月坛北街与钓鱼台东门遥遥相对，街两旁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居民住宅，楼高三、四层。这地方现在已远离闹市区，人迹稀少，而在“文革”期间因为邻近钓鱼台，却是一个人声鼎沸、政治性极强的区域，居住的多为受信任的国家机关干部，出入基本无白丁。浩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此安家，度过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和最为苦楚的两段岁月，“月坛北街”成了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黑白分明的人生座标。
十年前，我三次驱车去河北三河的浩然寓所采访，他谈到月坛北街的往事总是详而又详。在一遍遍的叙述中，月坛北街与他缠绕在一起，有时他要费尽不少时间才能解析清楚，有时他仿佛陷入迷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但是细节总是及时地、可靠地流淌出来，帮助他找回当年或昂首阔步或遮帽过街的真切感觉，月坛北街人生两重天的境地是他后来不愿触及的，由此而来的困惑和不解伴随着他的后半生。北京市文联一些熟悉情况的老人总说：“浩然心很重，一直没有解开心里的疙瘩，对过去的事总没有解脱出来。”
采访中，他几次说了这层意思：“我的心很乱。”再深究，他就不愿多说。
涉及月坛北街的岁月，他有时是爱说的，而且披露的细节格外鲜活。譬如他说，“文革”中每次去钓鱼台见江青、张春桥等，都是坐上面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从来不能用文联机关的车辆。他对当时大批判时一些人的发言颇感恼怒，这些发言者说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钓鱼台外面冻了一夜。他大声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没有用过机关车。”
他又说了一件事，当时广东一家报刊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全国到处转载，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他给中央某机关领导写了一封解释的信，就是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也就是几百米的路，他走得特别费劲、茫然。信交出去，但没有回音，更增加他心中的苦闷，坐在家中望着钓鱼台的方向而难于释怀。
他说的另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一天上午他离家去参加市文联大会，他念了一小时检讨书就算解脱了，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恰是他大儿子结婚，散会后他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他说：“事情就那么巧，总算那天很高兴。”
他对温情有所感知，会从眼眶渗出几颗眼泪
我曾接到浩然女儿通报的电话。她说：“从去年十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就很不稳定，医生让住到重症病房抢救，这几个月情况一直不佳，血压、器官都不太好，今年春节前就出现了病危。”
他五年前住院后就已经不能认人，躺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什么。他从同仁医院移到方庄东方医院，静静地在十二层一间干部病房走完最后的日子，没有思考，也没有缠绕多少年的烦恼。
我这几年每年总要去医院探望一两次，几年间觉得老人在家人和护工的细心照料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腿部稍有萎缩。脸上皮肤尚好，甚至跟正常人一样光滑，细看起来竟还有一些红晕。只是他在病中曾用牙咬过嘴，在嘴角处留下一处咬破的伤口。一双依然明亮的大眼睛混沌地瞧着来人，过了一会儿嘴角一咧，竟有几颗眼泪从眼眶渗出来。旁边的护工说，看到亲友来访，他都会有这样的表情，也许他能认出你来。
握着他骨关节突出的手掌，他半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人，目光没有飘移。他定神地看着，眼神中似乎还有光泽，还有穿透某个时光深处的亮度。这种时刻总是让人万分感伤。
听护工说，最后时刻的浩然对于亲友来访有时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护工在床旁放置一个金鱼缸，几条无忧无虑的鲜艳的小金鱼在缸内欢快地游玩着，老人总是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久了就会咧着嘴“嘿嘿”几声，脸上流露出一丝丝难得的愉悦。
他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
“浩然”这个名字是“60年代”生人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象。
当时中学课本里收了好几篇浩然的短篇小说，所收的篇目大概仅次于毛泽东、鲁迅等的文章和报刊社论。我们写作文时大都受了他的短句子、简洁白描等影响，他文中所描述的理想化的场景也是我们刻意要模仿的。他的文字干净朴实，没有华丽的堆砌，不拖泥带水。没有鲁迅文章那样的深奥，没有社论文章政治化的火气，也没有夹杂生厌的八股气。我们私下曾议论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得益于这种文字的滋润在当时已经属于理想的事了。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文艺界的是非事太多了。”我们特别在意作品的阅读效果，只存一份谢意；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浩然做过错事，但是个本份人
好几位文联老人说，在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受极左大风暴的左右，浩然难免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本分之人，没有因为受江青的重视而显得霸气十足。他采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就是一心想给自己创造写作条件。
我记得，他用了“不足为训”四个字来总结过去那段写作生活。
1998年秋，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合同，但迟迟不见下笔。他告诉我，已拟定一个简略的初步提纲，手边还有完整的当年日记本，写作时估计不会有大问题。我劝他早日动笔，他摊开手说：“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文革回忆录》只留下一份提纲，那些与时代风云紧紧相联的场景、细节都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
（作者原名陈国华，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长期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实》等。）
照片：1998年秋，浩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合同，但迟迟不见下笔。我劝他早日动笔，他摊开手说：“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图为作者（左一）1999年8月18日与浩然（左三）、浩亮（左四）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