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新政
仇和新政扑面而来
2007年12月23日，仇和带着他的秘书“空降”昆明。
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仇和就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此前，虽然坊间传说仇和要到昆明履新，但人们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传说”。当传说变成现实后，不少干部感到“没有准备”、“措手不及”；而让更多干部感到“措手不及”的，是仇和强势推出的系列新政。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昆明电视台、昆明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昆明市委全会的首次直播，把“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让昆明人感到“仇和新政”的扑面而来。
昆明圆通街的一位社区工作者说，她在社区工作10多年，还是第一次知道市委的会议怎么开、都讲些什么。她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参政体验，第一时间里知道了市委全会的工作报告。过去媒体上刊发的工作报告都是一些摘要，对一些工作的不足我们无从知晓。直播减少了会议精神和会议内容传达上的信息流失。”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仇和提出了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并要在媒体上公布所有市级领导及各部门领导的政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让市民随时可以与他们联系。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其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报》、昆明电视台上公开亮相，要就进一步抓好软环境和机关效能建设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间，“昆明纸贵”。
电话号码的公布，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兴奋、好奇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人们纷纷拨打各部门电话，目的和心态各异：有的反映问题，有的提建议，有的想试试电话是否打得通、打通后接电话的领导是什么态度。拨打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电话的人最多。为了更顺畅地保证在工作时间以外与市民的联系，2月19日，市委书记、市长在原公布电话的基础上再各新增一部联系电话，打这两部电话的时间是当天 18：00至次日8：30。
2月22日凌晨1时，记者分别拨打了书记、市长的两部夜间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后接通。接听书记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晚上平均接听160多个电话。电话开通的第一个晚上，一夜到天亮，电话没有间断过；接听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平均每隔10分钟就会有一个电话打入。
电话公布的同时，也正是昆明市“两会”召开的时候，不少领导因参加会议导致工作电话无人接听，这使市民对政府接受监督的诚意产生了质疑。2月18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接听领导干部公务电话的通知》，对接听电话、落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对不按规定接听群众来电，或故意刁难、语言不文明，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按照《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对责任人进行问责。对媒体公布的“打35个电话22个无人听”的问题，昆明市纪委对全市进行了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以文件形式公布。
针对电话公布的一系列措施，公众反响热烈。
“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市民杜先生说，每年政府机关都会印制一本党政机关及有关单位电话号码，上面都有8个字“内部资料、妥善保管”，并且注明：“本电话号码仅限内部使用，发放时请登记造册，使用者按保密规定严格管理。”有这本电话号码簿的都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有关系的人。“现在，昆明市主动拆除了这堵墙。我从网上下载打印了这些电话号码，共76页。如今我们老百姓也知道了各部门的领导叫啥管啥。”
“监督渴求”的背后是公众长期以来的情绪释放
“我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现在的食用油价格越来越高，我们承受不了。你是仇和书记的秘书吗？你跟书记说一声，我想和他谈谈。”
“我刚才在网吧里给仇和书记发邮件，手机放在旁边被人偷了，你跟书记说说，叫他帮我找回来。”
“我今天晚上在市区被人抢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帮我。请书记抓抓昆明的治安。”
“我家隔壁邻居的狗每天夜里3点就叫，影响了我们睡觉，请书记来干预一下。”
“领导电话公布以来，老百姓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向领导反映。从整理出来的情况看，电话内容五花八门，除了一些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之外，更多的涉及治安、环保、交通、噪音、房改、投资、冤假错案、村民选举等。”接听书记、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能当场答复的就当场答复，不能答复的上报书记、市长，书记、市长看后签字、批示，交相关部门落实处理。“我们有5个人轮流24小时值班，忙得不可开交，连上厕所都要小跑着去。”
一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我们的电话号码公布了，但市民反映问题，不找我们而是直接给书记、市长打电话。书记、市长作出批示后，我们既要对市民作出答复，也要把落实和解决的情况报给领导。这一个对上一个对下，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2月21日，网友“北梢之风”在网上发布了一份《昆明市市民拨打领导办公电话自律公约》，向网友征询意见。他认为：“领导电话应该是为民服务，而不要成为各种垃圾信息的接收器”，“大家别一根葱一头蒜也要找书记、市长，那样做是占用公共资源。”
有人对此赞同，也有人认为，“公众对此反响强烈，说明公众对公权机关有着一种强烈的‘监督渴求’，‘监督渴求’的背后，既反映了当前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成熟，也是公众长期以来的一种情绪释放。”
还有人认为，这不能不说明“官员与老百姓的交流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合理的官僚组织机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建构，每一级的领导有每一级的菜单。当这个规则被打破时，市民是不分菜单反映情况的，这很容易造成官员被电话绊住，而疏于其他事情的决策，这实际是违背管理原则的。”一位社科研究者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合理性。它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各级‘菜单’不作为、乱作为、不听取民情的毛病。如果是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环境中，民意能够顺畅表达，民众能够监督政府，市民的问题都能够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到解决，这样的办法还用得着吗？”
然而体制上的欠缺，让“市长专线”运作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这位负责人说，“市长电话”是代表政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和批评，协调督促政府各职能部门切实为民服务、依法行政的一个窗口单位，但体制的缺陷，使该部门陷入了服务宗旨与受理范围的冲突、体制缺陷与市民需求的冲突、任务繁重与力量薄弱的冲突三大冲突之中。
“市长专线的工作成效更多地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力度和市长电话工作部门的努力，受理的各类市民投诉都是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办理完成的。但由于不能直接介入处理，对所涉及的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作为差、乱作为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处置条件，使市长专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服务真空，甚至带来市民的信任危机。”这位负责人说。
显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法治、民主意识的提高，一部市长电话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不能不承认，如今我们的‘政务公开’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百废待兴’。许多政府网站上要什么没什么，发给它的邮件很少有人答复。人民对城市的发展不满意，却没办法、没地方反映，投诉无门、倾诉无门。公布电话是最起码的政务公开，没有这一步，后面的一切都免谈。”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说，“公众对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需求，不仅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沟通无碍的对话机制的渴求。”
2月21日，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仇和说：“不久前，昆明公布了一批公务员的电话，我们进行了抽查，发现仍有少数打不通。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如鱼水之情、血肉联系，如果连电话都不能联系，何谈血肉联系？公务员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找公仆都找不到，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仅有一个仇和是不够的
仇和的系列新政推出，特别是公布领导干部分工、职责和工作电话以来，昆明人出现了过去少有的对一个官员的好奇和期待：“领导干部的电话公布了，人民代表的电话能不能公布？”“政府大楼能不能是开放的？门口能不能做到没有人检查证件和要求登记？”“听说仇和书记的办公室里有张行军床，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的办公室什么样？”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过去许多人把现代新昆明建设理解为建高楼、修公路，但实际上打造新昆明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仇和说，经济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是领导的落后。他这些全新的语汇、全新的思想、全新的作风、全新的手段，是从政治层面上为新昆明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昆明需要一个能带来新鲜气息的官员。”
但是，也有人表示担忧：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势必会得罪更多的人，超常规的发展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一系列新政的实施也可能会带来可以预想的负面效应。比如让各部门负责人都去招商，并下达任务，虽然其目的“不是为了招商引资的结果，而是一个让干部脱胎换骨、转变服务意识、不再冷漠对待投资者”，但是这种“强势招商”必然会成为一柄“双刃剑”：操之过急造成失误，是否会为新政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反对的口实？再比如，“瞌睡门”事件老百姓叫好，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一位新闻界资深人士评论仇和的昆明新政说：“在现行体制下，仇和这样的领导者是稀缺资源。但只有一个仇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什么时候单打独斗的‘仇和’不再是新闻，才说明我们已进入了真正的法治而非人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