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不应该这样被伤害
2月15日，我在北京给李黔冀打电话。他在邢台市中心血站已工作了20多年。这时，我对他还知之甚少。几天后我才知道，一个记者要去那里采访艾滋病的问题，这个人不但绕不开，而且至关重要。在那个地区，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当地艾滋病感染的问题，没有谁能像他那样赢得众多艾滋病人的感激和信赖。
邢台的艾滋病真相能够大曝于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中年人的艰辛付出。该市各级医疗机构曾经大规模地违法自采血液，而对血液安全负有把关重任的市中心血站，也曾无视国家法规跨省买血。上百万毫升的红色液体被放进普通的铁皮箱里，“经火车7个小时颠簸而来”。
小小的邢台因艾滋病名闻天下，国内外众多媒体在过去的几年里蜂拥而至，有记者甚至在李黔冀的陪同下花了三个多月开展调查。公开的报道称，在2005年，该市已被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至少有200人。而李黔冀忧心忡忡：隐患其实还更大。
我在电话中告诉他，将尽快去邢台。他表现出的热情让我有点意外。在我挂断电话数小时后，他的手机上出现一条短信，称市委不希望他配合媒体的采访，“请理解”。发送短信的是该市一位重要领导，在李黔冀眼里是“很开明、很难得”的一个官员。
李黔冀把这条短信看作是善意的提醒，没有放在心上。此时，他还不会想到自己的电话会被监听。
因为揭开了邢台艾滋病感染及血液管理混乱的盖子，还积极配合记者采访，并在媒体上高调发表严厉的批评，把“这种事”弄得天下人尽知，在当地一些官员看来，李黔冀属于“别有用心的人”，给邢台“抹了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环境”。
他因此先后遭受种种打击：1998年，从血站的宣传岗位被调离，手持警棍看起了大门；2004年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软禁在办公室，由专人看守，甚至不允许他去见病危的岳母最后一面；工资奖金胡乱被扣，最低时一个月只能领到2．75元。
后来，情况似乎有了好的变化，被扣工资全部补发，而且看起来，李黔冀获得了某些领导的理解和信任，他被重新起用，回到了一直钟情的宣传岗位，还成了这个科的头儿。
剑拔弩张的局面被“和谐相处”的现状所取代，邢台市中心血站的这名中层干部怎么会想到，自己的电话竟正被监听？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感到“很不舒服、极其恼火”。我的第二个电话，恰恰让他意识到了这种处境。
在去邢台的前两天，我再次拨通他的手机，与他商讨选题方向。他更喜欢在线聊天，短短的几句话后，便对我说：“我们上QQ聊吧。”
这个大约只持续了一分钟的电话，为他招来了邢台市有关部门的几位同志。他们把李黔冀约了出来。在一家弥漫着火锅香味的小餐厅，老李从对方口里听到一句让他大吃一惊的话：“中青报的李斌要来吧，你还和他说到QQ上聊啊。”
这些原本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对话，被第三者听到了，李黔冀觉得很可怕，“那我平时打的任何电话，他们都知道内容？”
来人向他传达了有关部门的意思：不得接受记者采访，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到邢台后，你必须陪着他来报到。
45岁的老李是个血性子，接受不了这种“待遇”，当场表示：“接受记者采访，是我的权利。”
这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李黔冀看来，“有良心，很正直，为邢台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他对他们心存感激和敬意，于是请求记者，不要公开这“有关部门”的具体名称。
我在2月22日见到李黔冀的时候，他胖乎乎的脸上还怒气难消。“监听我的电话，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我很难受。”他瞪着眼睛说。这几天，他一直没睡踏实。
次日，我来邢台采访的消息被当地报社的一些编辑记者获悉。据说，对他们有要求，不要和中青报的记者接触，更不能接受采访。当天晚上，李黔冀给我发来短信：“哈哈，你现在是一些破坏法律的混蛋关注的人物，有这些无耻的小人，社会怎么安定？”
“我真的讨厌这些浪费社会资源的‘聪明人’。”他又发来一条短信。李黔冀不明白，这些重要的有关部门，为何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化解社会矛盾上面，而对“微不足道的自己”如此感兴趣。
河北省卫生厅的一位处长曾盛赞他为“卫生系统的英雄”。对此，李黔冀回答说：“如果我成了英雄，那是卫生系统的悲哀。”他多次向记者强调，只要邢台的艾滋病问题能得到根本解决，自己受再大的委屈都无所谓。他说，自己只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网络曾是李黔冀揭示真相的阵地，他会在上面披露一些事实，坦陈自己的心迹。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写博客了。在重新过上平静的生活后，有领导多次奉劝他：别再写了，甚至连鸡毛蒜皮、风花雪月的事情都不要写。他同意了。
这段突如其来的经历又让他有了写博客的冲动。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写到日记里算了。这个常以“文人”自称的卫生工作者，家有藏书3000余册，爱踢足球，喜欢摆弄乐器，静物水粉也画得有模有样。他说自己其实喜欢安静的生活。
然而生活总难遂人愿。在老李那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有成堆成堆的资料，很多与艾滋病有关，其中包括几十名艾滋病感染者较为完整的情况记录，它们被工整地放在一排档案袋里。
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有6根散开的雷管。这里还有一个被封存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针管，管子里是已经发黑的血液，血液里藏着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鬼”——艾滋病病毒，它来自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体。
从这两样东西说起，李黔冀给我讲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个农民因为工伤在邢台某医院输血，病毒随着本该治病救人的血液进入他的身体。但医院不仅没有赔偿的意思，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给他。而在村里，他的家庭受到村民的极度歧视，妻子两次试图撞车自杀。
他参过军，绝望到走投无路时，带上雷管和针管要冲到那家医院。
据说，有关部门没人敢去劝说，他们只能给李黔冀打电话，一改常态，开口请求：“这些艾滋病人听你的，你去劝阻他吧。”
李黔冀骑上摩托车，心急火燎地赶过去，把最危险的东西带了回来。
这几年，他不停地往那些远在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家里跑，骑坏了两辆摩托车，身上多处留下伤疤。威信就是这么出来的。
在邢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都是贫困的农民。他们原本朴实善良，但李黔冀很忧虑，如果这些人不能从亲人、地方政府、普通大众和法律那里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平，他们会心生不满，甚至走向极端。
一个女病患在病情得到确诊后，丈夫立刻提出离婚，她几乎崩溃，一心要让丈夫染上病毒，于是发疯般地与他发生性关系，还在丈夫的眼药水里滴上自己的血液。
而刘显红，这名河北省首位敢于公开自己姓名和病情的艾滋病患者，则得到了来自家庭的温暖和力量。当她主动提出要带着一同染病的孩子离开家时，平时大大咧咧，一副不懂事模样的丈夫“扑通”跪了下来，抱着她的大腿，嚎啕大哭：“我舍不得你，舍不得孩子。”
十几年来，李黔冀一直鼓励、支持这些命运悲惨的人们，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获得应有的赔偿和尊严。他觉得这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尽管他也看到，近几年邢台市在艾滋病防治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如今每个感染者每月能够得到政府提供的各类补偿金600元，但这个寄望于法律的宣传科长还是时常感到失望和寒心。
2月24日下午，60岁的秦增恒，一位患者的丈夫来到他的办公室。老秦的妻子在2005年被确诊为感染艾滋病病毒。他坚信，这是因为输血。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听从了李黔冀的建议：打官司。几个月前，二审败诉。
他的妻子如今卧倒在病床上，“已经是晚期，活不了多久了”。他35岁的儿子、24岁的闺女，也一直陷在无法结婚成家的绝望中。
“你一定要把我的事情报道出来啊，我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老秦把记者当成了救命稻草，急切地呼喊着。眼泪从那张黝黑的老脸上流下来，抹也抹不掉。
天色渐晚，邢台的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老秦得赶回60多里外的家。我打车把他送到汽车站，老人反反复复还是那句话。从出租车的后视镜里，看着他佝偻的身影很快远去，我一阵心酸。
这些命运多难的人，谁能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