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访谈] 启动创新思维 破解教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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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教育所发生的变化，为温总理的这句总结做了最好、最生动形象的注释。直辖10年，重庆这匹拉着大车的“小马”，在教育这一块儿硬是拉出了点名堂：
——2006年拿出19.1亿元，率先在全国第一个将“普九”期间所欠的债务一举还清，拿出20.47亿元，解决了422.9万平方米的中小学危房问题；
——2007年率先在全国通过公平考试、择优聘用的方式，从1．3万名民办教师中招聘了8000名公办教师，至此，农村代课教师彻底退出了重庆的历史舞台；
——全面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不仅免除了388.6万名学生的学杂费，还新掏出5亿元给14万农村中小学教师每人每年发放300元津贴，连解决农村中小学放电影、蒸饭、安全饮水、黑板改造等6个细节问题也由政府全额埋单；
……
刚刚出炉的题为《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教育蓝皮书（2008）中，可圈可点的重庆经验被列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之首。专题撰稿人、北京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国家教育行政院副研究员从春侠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其研究发现时竟抑制不住激动，“重庆教育的三个大手笔彰显的是政府承担了公共服务职能的责任”。
为什么偏偏是财政实力算不上雄厚的重庆在教育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北京国务院二招的代表驻地，记者拜访了黄奇帆代表，请他来解释“重庆之谜”。
黄奇帆介绍说，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二元结构突出，这是重庆与其他几个直辖市的最大不同。直辖初期，重庆近一半区县是贫困县，全市80％是农村人口，“两基”的人口覆盖率还不到19％。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对重庆寄予很高的希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重庆要建成城乡统筹综合配套的直辖市，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重庆提出了以“两基”攻坚战为契机，以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公平建设的重要路径，在政策取消、体制设计、机制运行上，更加注重教育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逐渐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接受公平、均等的公共教育服务。
在黄奇帆眼中，民生问题从来都是具体的。重庆近400万农村孩子的上学问题、学校危房的改造问题、大班额的问题……而且随着“普九”的大规模地加速推进，要增加校舍、要增加教师、要落实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又会伴生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如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津补贴问题、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发展问题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民生问题，都关乎教育的公平、城乡的公平、社会的公平，需要政府来统筹。
他举了代课教师的例子。按照教育部的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使用代课教师的。然而由于实际编制、经费的限制，不少农村学校不得不用一个正式教师的钱来聘3个代课教师，干得是同样的活儿，收入却不一样，而且代课教师还不能享受公办教师继续培训的待遇。“这公平吗？”黄奇帆反问道。
“真理往往是一条最简单的路，我们还是要学会按常识办事！”习惯务实、习惯量化分析、习惯用数字说话的黄奇帆，很少带着一群摄像记者下基层搞调研。他相信事物的自身逻辑：但凡大面积出现的问题、但凡三令五申屡禁不止的问题，那一定是体制、政策方面出了毛病。他说，既然已经明确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就应该切实把责任很好地担当起来，而不能听之任之再搞欠账工程，向老百姓去乱集资，由校长去乱收费。
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创新。黄奇帆认为，社会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作为管理者，就需要有一种为老百姓办实事、负责任的精神，启动创新的思维。他说，“如何创新？可以进行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有时只要把约束条件稍稍改变一下，情况立刻就会发生变化。”
有人说，教育的投入是个无底洞，几十亿的大笔经费从哪里来？主管财政、有着“金融市长”之称的黄奇帆主张，在当今社会，搞教育的人也应该换一种思路，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办教育，可以从政府的财政体制、政策导向上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可运用财经的思想、经济学的逻辑和资本运作的办法来化解教育的难题，把教育的蛋糕做大。
在3月5日晚央视《小崔会客》节目中，在主持人崔永元的“步步紧逼”下，黄奇帆透露了自己筹措教育经费的4条“秘密通道”：除了预算内的收入外，还有预算外的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
黄奇帆说，教育经费是公共财政，不管左手右手，都要按照合理的比例把教育的这部分经费给留出来，才能真正体现政府优先办教育。否则，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老师没心情，教育质量不稳定，教育公平也就无从谈起。
今年春节前后，不时有一些散发着烟熏味儿的包裹寄到黄奇帆手里，那是重庆所辖区内的农村教师寄来的年货——他们亲手制作的腊肉香肠。
“我明白，也领情，那是他们的心意，当年孔子的学生给老师送的见面礼也常常是几条束脩（干肉）！”黄奇帆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
照片：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 陈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