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工化：这年头还有闲人吗
我所在城市的几个电视频道，经常能看到曹工化在那里说话，有时谈论时政问题，有时评说艺术或其他，夸夸其谈中夹杂着真知灼见，声如宏钟，形同真理在握。时人称其为：曹大嘴。
若是问他，诸如此类麻烦而又没有多少收入的活儿，为什么这样起劲？回答通常都一样：朋友有求，帮忙！在他看来，友情比说什么乃至怎么说都更重要。
最早认识工化还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有个12路诗社，主要聚集了一帮钢铁厂的年轻工人，诗风现代，追求一种纯净的美。工化是混迹其中惟一不写诗的，他以自己丰富的哲学与其他方面知识为这些诗人作精神上的导引。
那时我偶尔有机会参加他们聚会，对工化并无特别深刻的印象。与他接触多起来，是在90年代南归之后，主要活动是听音乐和喝酒，当时经常在一起的还有早逝的阿飞，现在成了歌舞团主创的阿更，都是弄专业的。我发过一阵子烧也就算数，工化沉迷得比较深，乃至后来时常见他在不同场合给人讲古典音乐。
他那时住着产权属于厂里的老房子，是那种顶有特色的江南旧民居。屋里用拓片糊墙，各处都堆满了书，间或可以看到一些随随便便用着的古代器物，一只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大瓮被拿来放画轴，几张坐的椅子与用的书桌，都是清朝的旧货，等等。他多年不上班，闲着发呆。何以能有如此福气？却是因祸而来。这祸不小，如果可以选择，没人会主动去寻求。还在当工人时，有一天完工早了些，他提前去单位澡堂，不由分说便往大池里跳，谁知不晓得出于什么原因，这天的水温竟接近沸点，等到感觉不对再跳出来，除了脸部，已全身烫伤。在经历了令人痛苦的痊愈过程后，沾社会主义的光，他从此不再上班。起初是不能上班，后来闲惯了，也就不想上班，反正有基本工资可领。
做什么？读书听音乐，另外作画写字治印。工化靠自习成为西泠印社成员，他的水墨画、书法与印章，都有专业以上水平，而在圈内影响更大的是美术评论，再有声名的书画名家开研讨会与做展览也要来请他，因为他笔头与嘴头都快，讲得到位，也肯讲。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工化现在成了中国美术学院及另外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以小学生文凭站在高校讲台上，开的课包括中国书法、山水画史、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公共艺术文化与传播、西方音乐史、世界电影语言等。这在重视学历与资格的今天，实在是罕见的景观。
工化活动范围还不限于此，这些年，他策划展览与电视节目的名气大了，连当地政府部门与领导亦经常请他去听取对某项文化建设的意见，他积极参与，凡请必到，有话就讲。
如今除了在某些活动中不期而遇，一年中难得见工化几回，更没有时间坐在一起心无旁骛地聊天与喝酒。从前的隐士差不多成了最忙的人，这当然是好事，连工化也闲不住了，意味着一个城市的文化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运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让人心怀隐忧：这个城市还有闲人吗？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达无不建筑在闲暇基础上，没有闲人，我们还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建设吗？
即以工化而言，更多地恐怕也在消耗从前的知识积累，这个文化快餐时代倒亦并不需要多么深入的东西，但如此过程尽管也让社会进步，却很少能够让文化与文化人有多少进步。
工化在入俗的同时仍保持着某种脱俗的做法，譬如嗜酒，几乎天天喝，常常一醉方休，完全不管身体有多种疾病，从医学角度根本容不得这种做法；又譬如老房子拆迁时开发商答应以较低价格给他换购一套面积大些的住宅，他也不缺钱，却没要，如今蜗居仅40平方米，自己设计了后现代风格的装修，内墙裸露着红砖，书架通顶，都用钢管连结，安排异常紧凑，要说利用率，可能是这个城市中最高的。
有时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收放自如的特点，在工化身上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