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游记是孩子写的
记得小学时候写的第一篇作文是关于一次春游，那年全班同学一起参加北京市第一次举办的“桃花节”。回来后，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兴奋劲儿，竟然主动写下一篇一百多字的“游记”。这篇青涩幼稚的文章竟得到了老师和父母的一致好评。后来长大，作文的种类也多了起来，什么记人物啊，读后感啊，议论文啊，有时候费尽心力写的东西总觉不出好。每到此时，就会想起自己的第一篇作文，不免感伤，那篇短短百字的文章，却代表着一种纯粹的真实。我也始终觉得，每个孩子最原始的写作冲动，一定都与一次旅行有关。越是长大，虚伪的词藻越多，真切的情感越少。
与孩子的成长一样，一个民族的成长史，也能体现在对待游记的态度上。我国最早的“旅行者”周穆王，在西征犬戎之后，率领随众北渡黄河，一路向西进入青海，最后到了昆仑山以西3000多里的西王母之邦。这位国王的好游之心真可谓不一般，而记录其神奇之旅的《穆天子传》也可算是最早的游记了。这时的游记和神话其实并无两样，充满想象力的描述，体现了童年时代华夏文明质朴的气质。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曾经说，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化气质的不同。古时一个普通的官员奉派出国旅行，总要留下几篇游记。比如，三国时期吴国对扶南的遣使，隋朝对赤土国的招抚，唐代对南海的交往，甚至元朝明朝对西洋和南洋的经略，都曾经产生了大量的游记。这些游记或是以文采见长，捕捉山水花鸟；或是行役记，洋洋洒洒数万言，记录风土人情。唐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此集两种特长，成为游记中的杰出代表。
我国古代，更有不少天生好游的人，常年在外走动，真正为了旅行而走遍大江南北。明朝人徐宏祖一生以走访名山大川为志业，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处名胜古迹。更令人称道的是，在其所著的《徐霞客游记》中，他对各地的地质风貌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岩溶地貌，火山爆发，温泉以及硫磺矿，这些今天地质学的研究热点，他都有所涉猎。看到如此详细的记录和分析，我很好奇，这位伟大的旅行家眼中的“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
国运昌盛之时，游记的作者大都是以天邦大国的视角俯视自己记录的对象；而后国运由盛而衰，游记的写作也更趋于反思性，不再是单纯地记录“是怎样”，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变化与我们上中学时的作文写作是何其类似！那时候的我们，开始学会用“反视角”来看待事物，也慢慢学着用哲学的观点来思考问题。所谓“夹叙夹议”的写作，逐渐替代了记叙文，成为语文课的主角。那时的我们正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游记作家一样，努力寻找着问题的本质，却始终在尝试着与迷茫着。文章中少了些许单纯，多了几分矫情。
再看今天充斥在网络与书报丛中的游记，正如成年的我们一样，要么很庸俗，要么很自负。今天，官员的出行机会比起古人多了不少，但很少听说有谁还会认真记录旅行见闻。民间旅行者流水账加攻略式的游记与古代同类作品相比，少的不仅是文采，更是一种对异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如今还有一种人，每到一地总会有感而发，纵古论今地反思一番。这类所谓的旅行散文不可谓不深刻，但这种将旅行过度“宏大化”的做法，却忽略了游记本身的意义。游记的读者需要的是简单与真切的体验，而非一本正经的说教。正像郭德纲经常讽刺的一样，相声的直接功能是给人带去欢乐，没人愿意花几十块钱去听讲座。游记不也一样吗？我们反对游记庸俗化的同时，更应该警惕这种过度“深刻化”的倾向。其实最好的游记，是孩子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