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受赠巨额遗产的背后
遗产赠保姆
“我在等高院的消息，但现在还没有结果。”3月17日，当事一方胡青在电话中告知了最新的状况。3月上旬，她状告父亲保姆案在湖南省高院举行了听证会。
2004年，长沙居民、湖南省粮食局干部、73岁的胡宗良去世了，留下一坛骨灰、一份公证遗嘱、8封情书和价值60万元的资产，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本报2007年5月10日曾作报道）
长达3年的诉讼，在不同的法庭展开，一方是胡宗良的女儿胡青，另一头，则是陪伴胡宗良8年的保姆吴城（化名，下同）。胜者的奖励，除了这笔遗产，还有双方的名誉。
2004年11月23日，湖南省粮食局退休干部胡宗良去世。在深圳工作的胡青接到噩耗，立即飞回长沙奔丧。当她赶到长沙市苏家巷18号5栋父亲的住宅时，父亲的遗体已被保姆吴城火化。
吴城用一份遗嘱答复她的疑问。这份经过公证的遗嘱中，胡宗良不仅将存款、丧葬费、抚恤金和109平方米的房产等共计60万元（时价）的全部遗产给了保姆吴城，并且将骨灰也交给她处理。
“这很荒唐，很荒唐，不是父亲的遗愿。”胡青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感受：省粮食局领导曾告诉她，住院期间，胡宗良给单位领导留下遗嘱，表示将骨灰交给亲属。然而，两个半月之后，胡宗良再次写出遗嘱，内容却与以前给单位领导的遗言大相径庭——将包括这套房子在内共60万元遗产赠与了保姆。
胡宗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方小群，现定居澳门，胡青是他的小女儿。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不少人在猜测，胡宗良的举动是否与胡青的不孝有关？或者是其他原因？
公证有瑕疵
2005年4月18日，胡青一纸诉状将保姆吴城告上了法庭。然而在庭审时，保姆吴城却指出，这一切都是胡宗良的遗愿，“胡宗良说，无论如何，我给你的东西，不能给她（胡青）得到。”
为了证明自己的上述说法，吴城拿出了当时长沙市公证处两位公证员作出的谈话笔录。
在这份问话笔录中，公证员问：“为何不给女儿呢？”胡回答说：“吴城是我的保姆，她自16岁来以后一直是她照顾我，特别是我生病期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然后，公证员又问：“你的女儿来看过你吗？”胡回答说：“没有。”
最后，胡宗良还申明，他的骨灰由吴城处理，他死后留下的一切皆由吴城继承。
父亲的笔迹胡青很清楚，遗嘱不像是假的。胡青的想法是，要证明这份假遗嘱没有法律效力，有两个突破口。一是公证程序有误，二是父亲临终前受到胁迫。
胡青查询了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其中规定：遗嘱人为老年体弱、危重伤病人，公证人员在与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录像。但长沙市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却没有这么操作，所以不能够体现胡宗良的真实意愿。
另外，“细则”规定，公证员询问遗嘱人时，除见证人、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在场。而当时吴城却出现在公证现场，她既是翻译人员，又是见证人，还是被赠与人员。胡青认为遗嘱公证过程如同儿戏。
“即便父亲的遗愿是真的，父亲留下的身家，也有母亲去世后留下的部分，这一部分肯定要重新分割。”胡青说，而当时的公证，没有考虑到这个成分。
2005年11月，胡青起诉长沙市司法局的行政诉讼开庭。胡说，对方说拿出了一份谈话笔录，可父亲根本就不能说话。
长沙市公证处有关人员介绍说，喉癌不能代表完全不能说话，当时胡宗良说话能表示这个意思，只不过是断断续续的，最关键的地方是用笔写的。而且谈话完毕后，还有胡的亲笔签字，“这也充分表明了，这是胡当时的真实意愿表达。”他说，“当时医院的医护人员打电话要求办理遗嘱时，并没有说明他不能说话，直到去了以后，由于没有设备，就没有录音或录像。”
一审法院支持了胡青的陈述理由，确认此份公证遗嘱无效。之后，司法局又提出了上诉。2006年底，二审法院判决胡青败诉：认为公证过程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其法律效力。
胡青在二审之后，她再次向省高院申诉。之后收到了传票，于3月上旬对此案进行听证。胡青诉长沙司法局一案是否重新再审的问题，成为今年这次听证的焦点。胡青和代理人认为，长沙市公证处为父亲遗嘱所作的公证程序不合法，应当重新审理。而长沙市司法局认为公证过程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其合法性，因此要求法庭确认公证有效。
这一天，离胡宗良去世已过去3年半时间。
阴谋论
对于遗产为何赠保姆？在胡青看来，父亲临终前受到某种胁迫等因素，也是她应该关注的重点。
保姆吴城则认为，这些遗产应该是对自己劳动的一种回报。“他（胡宗良）叫我无论如何不要松手，我给你的一定不能让她（胡青）得到，他跟我讲了这句话，这是胡宗良先生在他生前的一种遗愿。”她在法庭上如是说。
胡青说，从小到大，她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好，父亲把她视若掌上明珠。2003年11月，父亲患病住院，胡青专程从深圳赶回长沙，请假3个月守候在病房伺候父亲。她还买了一个价值2000多元的MP3，下载了数百首歌曲给父亲听。当时，胡宗良当着许多人的面，还夸赞女儿的细心和善解人意。
因为工作关系，胡青没法与父亲居住在一起。但在其父患病住院期间，胡青请假3个月在病房伺候。而且，每隔两三个星期，她都会从深圳飞回长沙探视。她把父亲在病重期间写下的字字句句都珍藏了下来，作为永久纪念。
在一张陈旧的纸张上，父亲对女儿如此写着，“青儿，你辛苦了，爸爸感激你，这期间你有什么委屈，一切看在我的份上，你历来脾气温和，大度宽容，我是深知的，总之一切朝我看，有什么不对都怪我一个人好了，如何？青儿，昨晚做梦梦到你了，我很想你，我的女儿”。
当胡青对遗嘱和公证质疑时，保姆再次拿出胡宗良的一封信，“她不是我的女儿，我为这样的女儿感到羞愧。她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前得到遗产，所以对我毫无父女亲情，现在一放手什么都完了”。
字字句句依然是胡宗良的字，毋庸置疑。让胡青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为何赠送遗产的同时，一定要把50年的亲情否定，对亲生女儿冠以一个不孝的骂名呢？
2006年，胡青找到了当时给父亲做陪护的湖南省人民医院陪护管理员，他分析说：“你毕竟是他的女儿，我个人估计是不是被胁迫的？”
而保姆的一个细节让陪护管理员觉得保姆照顾不周。
他举了一个例子，胡家前后换了十几人陪护，“她打扑克牌，我也喊过她，我说，别人出钱给了你，你要守到病人的病床边，你不能坐在这里，她说她请了人……”胡青做了录音，并作好了录像资料，以便将来呈交法庭。
在去年的一次调查中，一个男陪护给了胡青意外的收获。这个男陪护回忆，保姆曾经请三四天假回了老家一趟，说是回家离婚去了。大约10天后，胡宗良嘱咐这个男陪护说，他有些担心保姆不来了，是不是在家拖延时间？
胡宗良给男陪护写了个纸条，意思是，1993年保姆去开发廊，向老人借了钱。有一次进行手术前，还有8万到10万的首饰给保姆保管，可现在没有拿出来。胡宗良曾答应了保姆，只要照顾到他去世，5万的存单给她。男陪护问胡宗良，“你女儿知道吗？”胡宗良说，“不知道，不敢告诉她”。对于这个重要的细节，胡青也做好了录音和录像。
情人或其他？
一天，胡青无意间发现一个包，翻开一看，全是父亲寄给保姆的信，总共有8封。令胡青惊讶的是，高龄父亲与保姆的亲昵不比年轻人逊色。例如一封信中说：“亲爱的小×，当我接到你的电话，我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落款是“永远爱你的良”。
面对一封封类似的信件，胡青似乎明白了什么。而对于这些信件，保姆并不认可，以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保姆完全否认。胡青说，不难发现都是已经寄出的信件，上面清楚写着保姆的名字和保姆老家的地址，还有邮政部门的戳印。
没有人能准确记住吴城是什么时候来她家做保姆的，因为前前后后换了10多个保姆。但是在更换吴城时，胡青印象尤为深刻。一天中午，她回家吃饭，母亲十分生气，指着吴城痛骂。
而后，吴城被辞退。可是胡母去世后，胡宗良又把这个16岁时就在胡家做事的保姆接了回来，胡青当时也觉得关系有些微妙，但她觉得，只要父亲开心，作为子女都应该顺从。
此时，第二次踏进胡家的吴城已经是有一个一岁半孩子的母亲。2004年初，做了胡宗良4年保姆的吴城与丈夫离了婚，将孩子带到长沙。
据此，胡青想到了另一个因素：兴许，吴城的女儿是父亲所生？理由是，在2000年9月17日父亲写给吴城的信中，胡宗良提到，“寄来一套孩子衣服，过2年才能穿”。并且对那孩子特意设置了8个名字，让吴城参考，看哪个比较合适。
当时胡青提出给孩子做DNA鉴定，但吴城以保护女儿的隐私权为由拒绝了。
遗产争端模式的背后
胡青觉得问题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她干脆放弃了深圳的工作，专心钻研法律，并在长沙市芙蓉区租房进行“持久战”。没有了收入，她只能靠在澳门的姐姐和女儿支持。“60万的资产对我并不重要，但它是一个代号，能够证明谁在父亲心中更有分量”。胡青对记者说，对于可能到来的第5次诉讼，她很有信心。
她从未想过，自己因此还会在这套昏暗的房子里呆上几年。
“从现实意义上看，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案件，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遗产争端的模式，将在以后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湖南秦湘律师所律师肖启斌表示，“目前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更多的老人不是由他们的子女，而是由保姆来陪伴走完最后一程。在此过程中，大量类似的案例将会上演，保姆与子女‘争’财产，并不让人奇怪。”
湖南天戈律师所的罗秋林律师认为，公证了的遗嘱其证明力大于一般的遗嘱。本案的关键在于遗嘱表示的真实性及程序的合法性。类似的案件并不鲜见，但将遗嘱公证的则十分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