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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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七日谈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林辉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4-01    [打印] [关闭]
    “大国研究热”是当今中国思想舆论界新现象。一直以来,以俄苏历史和现实为研究对象的书籍,也是出版界的热门所在。这里选择几本新近出版或重印的作品,加以评述。

    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作者是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雷日科夫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并且在此后的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巨变中担任过多种职务,活跃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作为政界的高层人物,雷日科夫一直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多年来,雷日科夫就此写了不少书,而《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新作。

    雷日科夫在书中回顾了苏联解体过程中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如何与社会上“民主派”反对力量的合流;与此同时,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却一步步失去了领导权和主动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雷日科夫有着解决费尔干纳(乌兹别克)民族冲突的亲身经历。他沉痛地反思到,正是民族关系问题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书中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从格鲁吉亚到费尔干纳,从波罗的海三国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狂热。

    审视雷日科夫笔下的“大国悲剧”,不乏发人深思,可堪鉴戒之处。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王天兵的《哥萨克的末日》,据说是中文领域内第一本研究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专著。积十余年的痴迷之情和研究之功,作者实际上是在以巴别尔的哥萨克经历(他的日记和小说文本)为线索,串连哥萨克的兴衰、苏波战争以及犹太人在欧洲的命运等多个主题。

    这是一个讲求“细节”的时代。当年,陈寅恪先生创“以诗证史”之体,虽然是史家拓展眼界、打通文史研究之举,但也是为了弥补历史研究中史料的不足。王天兵的《哥萨克的末日》除了利用巴别尔1920年日记进行研究之外,也不时地引用巴别尔的文学作品——“以小说证史”。

    事实上,发生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特别是苏联红军最后失败的史实本身就不太为人所知。在这一方面,《哥萨克的末日》已有揭秘之功。书中也不无沉痛地提到,欧洲历史上排斥犹太人的思潮由来已久,并往往成为冲突的原因之一。甚至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曾被看作是犹太人革命。可悲的是,在苏波战争中,不论是波兰白军一方,还是哥萨克红军一方,都对犹太人进行了劫掠和杀伐。

    提到苏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解冻文学”,就不能不提到爱伦堡。今年2月,海南出版社重新推出了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部回忆录上世纪60年代在苏联出版后曾引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也在西方轰动一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内部发行的参考读物,爱伦堡的回忆录曾给当时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知识阶层带来不小的震撼。按照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的说法,《人·岁月·生活》可以说是给中国的读者“开了一扇窗”。

    尽管爱伦堡声称“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但最终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一本“时代之书”。这位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为历史留下了记忆。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作者讲述了对苏联人来讲已十分隔膜的法、德等国的文艺大家,也记述了早已被人遗忘的俄国的作家;当然,也少不了当红的文人。爱伦堡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诗人。但他的回忆录其实并不缺乏诗意。作为一个早期就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家、小说家和知名记者,爱伦堡的一生(1891~1967)正好经历了苏联最为动荡的几个时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尽管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当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已时过境迁,爱伦堡的回忆录仍有其历史的价值所在,对于同俄苏文学、历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因缘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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