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之女回忆母亲龚澎
我就是卖出一本书，也尽了孝心
“妈妈在天上看着，我就是卖出一本书，也尽了孝心。”3月29日，1953年出生的乔松都这样表达她历时8年写作《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的初衷。16岁的儿子在报刊上看到关于姥姥、姥爷的记叙，偶尔也会回家问问，他在作文中写道：“我经常听妈妈讲起姥姥和姥爷，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他们。”
龚澎是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恩来曾称赞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但乔松都只在《女外交官》等书中零星见过《杰出的女外交官龚澎》等单篇回忆文章，原本想把书名定成“龚澎传”的乔松都最终拿出40万字里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写母亲。
乔冠华与龚澎于1943年结婚，龚澎1970年病逝，乔冠华在1973年有了第二次婚姻。乔松都表示，她母亲是一个独立女性，她写这本书只是为了表达对父母的思念。
“许多关于乔（冠华）外长的回忆录和传记纷纷问世，也刮起了一阵‘乔老爷’的热潮。遗憾的是，在记述乔外长叱咤中国外交风云的纷繁文字中，关注和记录与他生活长达28年之久的夫人，也是一代杰出外交家龚澎的文章就颇为单薄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说。
中国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1928年初秋，龚澎考入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初中；1933年6月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其姐姐龚普生先她一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龚普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的夫君章汉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部副部长。
1938年3月，龚澎成为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同年“七一”前夕的一次有外国友人参加的纪念性集会上，龚澎被毛泽东亲点为翻译，“那是她第一次为毛主席担任翻译。”
1938年10月，龚澎被分配到太行山《新华日报》的华北版，在赴任途中结识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并担任过彭德怀的秘书，后结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将军。
此前的1940年深秋，龚澎被组织上派往重庆开始了她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观察力很敏锐”的龚澎顺利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在特务密布的战时重庆，她靠着自己的智慧、努力和人格魅力“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成为驻重庆外国记者公认的“中共外交发言人”。
“由于工作关系，母亲与史迪威将军主持的美军司令部的朋友很熟，她时常通过这条渠道为我们的同志提供方便。”经《时代》记者白修德引荐而认识龚澎的“中国通”费正清教授日后回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结婚，次年7月生下长子、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宗淮。重庆谈判期间，龚澎还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杰拉尔德·坦纳鲍姆等人。此外，龚澎与重庆各界特别是知识界有着多方交往。她成为建筑学家梁思成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在龚澎解放前的岁月里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传播《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创办中共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一生三次访华，有两次就是龚澎全程陪同和接待的，“斯诺1970年第三次来访时，母亲已经生命垂危，无能为力了。”著名华裔作家韩素音几次在重庆和香港与龚澎不期而遇：“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总是遇到龚澎。”
“文革”前外交部新闻司的当家人
1949年12月26日，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1955年7月2日经周恩来批准改称新闻司）司长，“从此，母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她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1964年母亲升任部长助理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供中央领导人参考的内部资料只有新华社编辑的《参考资料》，“周恩来对母亲说，完全靠新华社发消息太慢了！”龚澎在新闻司创立之初就倡议创办了《临时通报》和《快报》等重要的内部刊物，《临时通报》等刊物1957年后统一更名为《新情况》，“《新情况》的刊名是父亲想出来的”，“毛泽东还曾经为刊物命题”，“上世纪50和60年代，新闻司的人常能见到周总理在《新情况》某期上用毛笔写的批语和在每个句子后面点的逗号和句号”，“这份刊物一直保留至今。”
上世纪50年代初，龚澎领导的外交部新闻司上报中央的重要文稿都是一式五份抄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看清文稿，他们把字都写得很大”，“司里安排了几位英文好的同志连续收听‘美国之音’、‘BBC’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外台的重要新闻。”
根据曾担任新闻司三科副处长的宋以敏的回忆，“龚澎同志告诉我们，总理谈到（外交调研）这个问题时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最难能可贵的是，龚澎同志能那样恰当地把握好两者的不同，从来不用对外宣传的一套来要求对内调研。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司领导都能认识到和做到的。”
正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龚澎任内成功组织了外国记者1955年对西藏的采访和考察，还促成拍摄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龚澎的开拓性功绩远不止这些，她事实上最早扮演着新中国“新闻发言的奠基人”的角色，直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1983年才正式建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她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1964年9月，龚澎亲自组织了其后陈毅副总理与300多位中外记者的见面会，“包括入场散场等问题都在她的管辖之内。”
母亲龚澎已经去世38年了，但她和父亲毅然投身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始终激励着乔松都：“母亲受过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她有温馨的双亲和家庭，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更没有被逼婚和逃婚的事，她完全有条件选择另一条道路，继续在上海教书，守护在父母身边，将来嫁人过一种更为安逸的日子”，“作为燕大历史系的高才生，她也可以选择出国深造，做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可是她却偏偏放弃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而选择了让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的艰辛坎坷之路。”
“我的父亲母亲是与一代人联系在一起的，我相信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乔松都不敢奢望自己的处女作能畅销，但希望最低限度上可以“献给我的儿子”：“我希望能把新鲜的空气和阳光带给孩子，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有些浮躁的社会里脚踏实地地学习，认真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