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救市 等待戈多
3月31日，《财经》杂志总编胡舒立发表文章《何必讳言不救市》，以强悍的文风捍卫政府不应干预资本市场的信念，并指责呼吁救市者动机不纯。此文如巨石投湖，立刻激起波澜一片，引来诸多针锋相对的批评与回应。胡舒立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遭受到了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抨击，而其言论中透露出来的精英主义倾向，自然也激发了经济民粹主义的不满。当理想主义的市场信仰遭遇千疮百孔的中国资本市场之现实，不引发一场混战似乎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这场争论的焦点还是在于政府有没有责任救市。主张救市者的逻辑很简单，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既然政府曾经对股市扬汤止沸，那么此时也应雪中送炭。而不主张救市者则认为，政府既没有责任扬汤止沸，当然也不必雪中送炭。如果政府再出救市之举，乃是一错再错，会伤及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根本，让改革遥遥无期。所以，有中间立场者主张政府制度救市，而反对微观干预。
尽管各方争吵不休，但是富有建设性的一个共同点则是，通过争论使矛头直指政府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各方虽然立场鲜明，却都假设了一个不容争议的前提——政府拥有权力则必须要承担责任。在救市论者的眼中，政府不能只行使权力打压股市，而不承担救市之责；在反救市论者的眼中，救市并不能体现政府的权责关系，政府职责应该体现为资本市场规则的制订者与维护者。各方虽然对政府对股市负有何种责任歧见纷呈，却没有对现在是否存在政府权责对称的框架提出质疑。
前提错往往导致一切皆错。政府权责对称论之所以不靠谱，乃是因为有时候政府拥有权力，却并不需要承担责任。这时政府行为当然不会受权责对称关系的约束，也不会因违背这一规则而背负十字架。权力不受约束则政府行为难免会流氓化，但可悲的是，大家却在潜意识中替政府做了一个“好人”假设。可是，政府为什么只能是包龙图而不会是陈世美呢？如果前提换成了政府是“坏人”的假设，那么各方的逻辑都将被颠覆。
尽管自两会之后，有关政府官员已经对资本市场不表态了，但是，在权责对称关系的框架下，不少媒体人士一再给自己和公众施加心理暗示，对于资本市场正在发生的危机，无论救市与否政府都应表态，政府都应当现身。
或许政府的确在如哈姆雷特犹豫不决，而没有政府这个主角出场的戏，则更像是《等待戈多》。在这幕荒诞戏中，“戈多先生肯定会来”一再被重复，等待者得到的信息是如此明确。既然大家对政府如此深信不疑，那么政府迟迟不肯现身，只能让所有等待者开始怀疑自己立场是否坚定。等待不只是荒诞的，也是残酷的。不怀疑戈多先生，那就只有折磨自己直到心理崩溃。局中人最终要么发疯，要么自挂东南枝，或许是一种绝妙的反讽。当然，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和戈多先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当前对亿万股民以及资本市场各方来说最重要的是，先结束对戈多先生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