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风行不衰是可喜还是可耻
近日，一本名为《圣哲老子》的长篇历史小说从情感生活、人格背景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再现了老子生活的圣人云集、哲人坦陈、歌人放纵、情人绚烂的时代。该书作者张兴海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12年前动笔的时候老子还不像现在这么火。“我只是被动接触老子这个题材，渐渐发觉老子其人与他的《道德经》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重大的意义。”日前，该书被第二次印刷，并在“儒道经典热”风潮中继续“传经布道”。
“书仪天下”是北京众多小书店中极为普通的一家，《圣哲老子》摆在小店醒目位置的畅销书架上。同时，《〈论语〉的智慧》、《读〈老子〉悟人生》、《〈论语〉新译》、《智通庄子》等图书整齐地排列着；再细看看，此类解读儒道经典的书籍被分类摆放在文学、经管、励志类图书的书架上。店员小刘向笔者介绍，这类书一直卖得不错，销量比《论语》、《道德经》等单纯的译文小册子要好得多。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这样的大书店中，解读儒道经典的书籍也充斥在各个书架：《听大师讲〈庄子〉》、《儒家的和谐管理》、《跟老子学推销》……许多一两年前就已经出版的此类书籍也都被一再重印，图解版《道德经》的重印次数更是达到了九次之多，此外，《张居正讲评〈论语〉》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也已被重印五次。中国青年出版社、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孔子怎么说》、《我们的经典》系列丛书等预计今年推出的此类书籍仍在抓紧运作中。
经典热读映射当代人精神需求
“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应酬多，平时看看这类书感觉挺静的，特踏实。”“书仪天下”店员小刘说，“书里的一些话挺有道理的，读完觉得对自己很有用。”
“原著有些看不太懂，而且平时很忙，像这些书平时我都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翻着看看的，那里那么吵，也不可能读原著啊。”一位正在小书店里挑书的中年人告诉笔者。
在众多解读孔孟之道的书籍中，将子集经典中的句子与生活中的细节结合起来，阐释经典的含义，并且帮助人们借助其中的道理体悟生活的，占到大多数。它们帮助人们从古籍经典中学习、借鉴待人接物、工作生活的态度和技巧，获得支撑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套伦理、一套价值观，让内心“得到安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人们希望“从精神价值层面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种需求促使此类书籍的盛行成为一种必然。“大家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待人处世上非常需要一种文化的修养，一种和人相处的方式，所以就迫切地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来寻找这种修养和方式。像《论语》之类的经典，它不仅仅是一个大的精神价值的体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基本的方式和礼节，这种传统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和礼节在日常生活里有相当强的魅力，比较圆融，比较通达，这些观念对现代人有很大的影响。”
于是，解读经典的书籍“火”了。《于丹〈论语〉心得》出版后，短短数月九次印刷，销量高达数百万册，一度形成男女老少全民读《论语》的热潮。有人批评“于丹们”只是“文化奶妈”，可是，在今天，他们的确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却拉近了“巨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让国学经典走出学者文人的案头，走向实用，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对此，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新民说：“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精英文化要想得到普及，让更多的受众认知并掌握，就必须借助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去实现。在国学经典走向普及的过程中，“孔孟老庄”以被解读的形式出现是必然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看解读儒道经典类书籍的盛行，张颐武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大家增长了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中华民族20世纪以来整整一个世纪的，很深刻、很深沉的民族的‘悲情’。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发现它是我们现在用来安身立命很需要的一种价值。”
包装的国学：越亲密越遥远
事实上，许多读者在借助“解读”来感受子集经典魅力的同时，也会或多或少的迷失在书店里五花八门的解读版本的迷阵之中。百度贴吧里的一名网友就曾忧虑地表示，许多解读类版本没有完整公正地解读经典，一些有理解能力和知识基础的读者还好，了解解读的内容只是原著的一个方面，并且是向着“好”的方面去解读；但许多不了解原委的孩子会问：孔孟思想这么好，哪里有什么糟粕？那么为啥还要掀起新文化运动，还要学习外来文化？一名网友更是将矛头直指此类书籍的作者：“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东拼西凑、杂乱无章。说白了，就是谈些自己的肤浅见解，用国学包装自己。”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观点更加尖锐，他表示长期阅读这类快餐式的经典会让人们丧失对原著的理解能力：“注水读物代替了原典，快餐代替了正餐，通俗阐释者代替了古代圣贤本人，这是文化垃圾化时代的基本图景；原典解读代替原典阅读，虽然有望接近现代生活，却离古代哲学更加遥远，这是一种现代化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提倡大众消费“元典”是不可能的
面对近年来出版界“高烧不退”的解读儒道经典热，兰州大学文学院的樊得生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提出了“元典阅读”的主张：“现在学生很浮，人云亦云，许多知识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要从‘元典’出发。我要求学生去阅读那些支撑起各民族文化的经典，特别是‘轴心时代’的著作。”
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名姓刘的同学也告诉笔者，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建议他们不要读经过解读的儒道经典，“或者说是不要被其误导，要说学习，最多也只是看其看问题的角度，而绝不是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内容。”他觉得，“这类书籍更适合大众，而绝非为专业研究提供素材，而且其中的商业性过浓，很难讲其解读的学术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一名姓付的同学对解读儒道经典类书籍的态度则显得随意得多：“自己平时读不懂也懒得去读那些艰涩的原著，既然有人给解读好了也就随意看看，总是聊胜于无吧。”
尽管在中文系学生中主张“元典阅读”，但由于“大众文化在当代更多地被描述为消费文化”，樊得生认为提倡普通读者消费“元典”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把所谓‘元典’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进行解读或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是相对弱化的，更多的是商业操作，‘普通读者’可能被操作，解读者的身份是艺人而不是学者。”樊得生解释说，“即使是‘曲解’也是可以接受的，‘误读’本是文化、文学、艺术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