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军事理论家需要学点辩证法
一百三十五年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序言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他这句名言用在指导当今时代的军事理论发展可谓再合适不过了，这自然包括发生在日美最高军事学府的理论创新运动。
新的军事百科全书不是百科全书
自1995年以来，美军开始编制一部跨世纪的军事百科全书，与历史上所发行的所有军事大百科不同，它不只是军事术语的解释，也不主要为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服务，甚至它还不是用单纯的文字语言来表达的书籍作品。
它覆盖战略、战术、武器和技术各层面，早期的名称叫C4ISR体系结构，现在演变为集军事概念、作战模板、数据、模型、计算工具于一体，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实验环境。
它的出现使美军的军事理论研究率先进入到逻辑证明阶段，使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军事理论研究获得了大量自然科学技术方法和工具的支持。
如今借助这个系统，可将兵力结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结合在一起进行逻辑验证。新世纪初美陆军就是利用这个活的军事百科全书提交了完整的过渡旅—斯特赖克旅的全套方案。虽然目前尚不能说这些研究成果是完全正确的，但至少可以说军事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美国国防部领衔编制体系结构这个全新军事大百科全书之时，另一项牵动军事理论根基的基础工程也在美日最高军事学府悄然展开，这就是应用分析科学再造军事理论的科学基础。
海湾战争制定“沙漠风暴行动”战役计划的一群年轻中校置传统军事理论于不顾，大胆运用新理论，取得了快速决定性胜利，从此美国军事理论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引领军事理论转折的学科是指挥自动化、军事系统工程、军事管理学、军事社会学、军事运筹学等。
今天向一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中寻找现代军事理论的母体，建立军事理论的科学原理，并重新整合和划分军事理论已成为日美最高军事学府的头等大事。
未来是什么
在来日本之前，我在同中国国防大学李青教授探讨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与自然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上很受启发。
联想到近年来从美军理论中引进的关于信息化作战“非对称、非线式和非接触”（即“三非”）的认识，确实存在着理论误区。从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出发可以看到”三非”认识是从“正”态事物过渡到反面而成为“反”阶段的产物，它完成了理论进步的第一个否定，并没有完成第二个否定。
这就是说，“三非”认识之所以没有完成信息化理论创新的使命，就是因为它只是说了“未来不是什么”，但并未回答“未来是什么”的问题，即只推翻了历史概念，却没有建立新的概念。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目前尚不能为信息化战争找到一个完美的确定解，这导致世界军事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使军事变革走到岔路口。
所谓军事变革进入冲刺阶段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事实上军事变革正处在充满变数的时代，如何选择未来具有高风险特征，这仍需要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思想。
“中西医结合”的哲学道路
不可否认，近百年来西方军事理论的长足进展是分析科学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飞跃。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解决了理论研究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难题。然而它并非完美，仍然存在着哲学缺陷。这就是西方科学在分析哲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排斥辩证法。
这一现象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美日等国军事领域的哲学思维有结构性的缺失。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技术思维强化而战略思维趋于保守，其武器和技术的进步早就告别冷战时代，而战略理论与国防政策仍摆脱不了冷战思维。
从哲学角度看，这是西方军事哲学不能主动适应否定之否定的进步逻辑，固守形式决定内容的行而上学逻辑。所以，美国战略理论界关注两极解体后是否回归战国时代，并通过实证主义逻辑证明，维持军事霸权的风险成本低于创建并维持平等的和平，从而在军事哲学上相信永恒的战争，而不相信有持久的和平。这种思维显然容易导致军备竞赛。
与西方相比，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东方的军事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在中国诞生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冷战后西方战争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的和平理论在东方兴起，这一战略思维正在得到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不过，由于缺少科学技术方法学的支持，军事辩证法的普及及其在微观领域的指导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而分析科学的出现恰恰给军事辩证法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一整套理论工具，而这也正符合毛泽东早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相结合”的哲学发展思想。
因此，从分析哲学中汲取养分，以强有力的逻辑工具推进反映合作安全的战略理论，并创建出超越美日等发达国家军事革命的先进军事理论，从而实现对形而上学再次否定。我坚信军事辩证法这个历史的火凤凰，必将借助信息革命的机遇，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科学革命而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