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患上“理性恐惧症”
这不，近日，太湖再次发生蓝藻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此，专家呼吁，太湖蓝藻已是常态，这一现象会延续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短时间内无法改。公众要理性看待太湖蓝藻。（新华网4月20日）
新闻中没有报道，在这次的太湖蓝藻爆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理性的现象。但从去年太湖蓝藻爆发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当地的民众要大规模地购买瓶装水，来用于饮用、做饭等，不但凭空增加了一项不小的家庭开支，而且难于洗澡，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同样作为城市居民，碰到过停水的，相信大家都能推己及人地了解，那是一种多么烦恼的事。在此类情况下，民众会对相关政府部门多有抱怨，甚至骂骂娘，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民众的批评当然是希望更快的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里面其实有着一种天然的理性。没有压力就缺乏动力，所有的人都不出声，问题怕就会久拖不决。
难道民众只有驯服安静地等待政府解决问题，甚至激动地感谢政府“给我们解决了饮用水的问题”，才是“理性”的？可能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这样的“理性”显然才是最有利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忙中添乱”，更不会有人追问那上百亿元的太湖治污费为什么打了水漂。
所以说关键的问题是，“理性”的标准怎么界定，由谁界定。如果理性的界定权单方面掌握在强势者手中，那它就不免会异化为强势者剥夺弱势者话语权的一个工具。弱势者几乎就将永远与不理性相伴了。相对应的，强势者就永远理性，永远正确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一个农民工上演“跳楼秀”讨薪时，官员和专家就批评：不理性！其实在农民工而言，他是理性的，因为这样讨到钱的可能性更高。真正的问题在于所谓正常的讨薪途径不够通畅，官员专家不追求把正常讨薪途径做得更通畅——这本是他们分内的事，却只高调地批评农民工，这到底是谁不理性呢？
还有，当今年两会时政协委员张茵女士痛批《新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脱离国情，不够理性时。我们即使不赞成她的观点，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发言的立场还是基于理性的。可当《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指出，玖龙纸业经常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工人经常被运货车挤死、被货物从高处压死、被卷纸机辗死等等。当我们看到那些“点血成金”的可怕现场照片时，我们才终于意识到，张茵的确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更可怕的是，如果理性长期是强势者的专利权，那么弱势者最终就会认为，所谓“理性”，只是与他们作对的，那他们还会愿意理性吗？这种隐忧，就算是强势者，也不可以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