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回应《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
编者按
4月2日，本版刊发《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一文后，许多读者打电话到编辑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其中持赞成观点与批评观点的都有，阵线泾渭分明。与此同时，该文在网上也引发了激烈交锋，双方意见大相径庭。遵从媒体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原则，我们特从批评文章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三篇，略为删节，以飨读者。
民粹与民主
月落如烟
4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吴稼祥研究员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我一气读完，应该说分析是深刻而精辟的，作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的问题的了解也是较深的。然而，作者在文中的一些不经意流露出的观点，特别是最后，认为宪政民主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最终方法，恕我不能同意，想借贵报一角，表达一个《中国青年报》忠实的普通读者的看法。
首先说文章的主题——民粹主义。作者直接将其定性为“病毒性精神流感”，充满贬义。其实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的原文涵义是个中性的单词，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通常所说的贬义的民粹主义指的是，通过民主手段达到反民主目的的畸形政治形态，其典型症状是通过某种较为极端的那一部分民意来裹挟占社会主流的温和民意，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来营造主流民意的假象，而反对者往往被冠之以“卖国”、“出卖民族”等罪名遭受围攻，当没人再出声反对他们的时候，民主制度往往也就名存实亡了。远如纳粹法西斯，近如台湾的陈水扁，这才应该是值得警惕的民粹主义。
真正的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而为什么不满现状呢？不外乎权力分配的失衡、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大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自然会滋生不满。在如今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领域产生了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于是也就随之产生了暗潮涌动的不满情绪，产生了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民粹主义的温床，这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并没有分清在这股潮流中的“大众”与“愤青”的区别。文中所列举的几项民粹主义者的症状：发烧、恐高、自恋、好斗，其实都是属于极端一派的愤青举动，是较为极端的那一部分民意。如果用他们来形容平民主义的危害，不免冤枉了占社会主流的温和民意。
社会的不公，人所共见，人所共愤，怎么能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反对特权阶层就是因为嫉妒，是因为“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这不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笔者有很多朋友在聚会时都会对权力阶层滋生的某些腐败深表愤怒，与舆论口风一致，可算是民粹派吧？但是并没有人说就不应该有权力阶层，大家并没有谁羡慕他们，而且我们对人民的好公仆依然充满敬意，你能说这样的民粹不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吗？孔子也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思想，如果按作者的标准，算不算民粹主义？
作者在文中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替厉以宁、茅于轼、吴敬琏等所谓“精英”人物辩护，说作为改革先驱的经济学家总挨骂。但是这话恐怕不全对。同是经济学家，郎咸平却极受大众欢迎。你能说郎教授就是个迎合民粹主义思潮的民粹主义者吗？自由的精髓在于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某位经济学家高傲地宣称被残酷剥削的民工等的存在是极其必要的，以保证某些人的舒适生活的言论，还能看作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吗？他心中还有自由与民主的精神在吗？
如今的中国，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在逐步高涨，勇于点评时政人物，这是好事，是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的体现。但是在作者的这篇文章中，我看到的却分明是作者对这一思潮不断流露出的恐惧不安心理，对左派思想的排斥心理。那么作者希望什么样的状况呢？难道是万马齐喑的局面？要说真正对旧体制下的特权思想有留恋，那么这便是了。
作为一个80后，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想我应该不属于作者所说的中国民粹主义联盟的几种人吧：从旧体制下过来的曾经的当权者；对传统乡村体系的怀念者；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但是我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是发自真心的。作者在文中很有倾向性地把具有“左”的色彩的“乌有之乡”等网站和书籍都归入贬义的民粹主义者之列，却不提同样众多（恐怕更多）的“右”倾色彩浓厚的网站、杂志，是何居心呢？这恐怕不是一个忽略所可以解释的，而是因为作者带入了自己的立场倾向。“乌有之乡”等网站，其实知道的人有多少，影响有多大呢（至少我读大学期间从未听说过）？现在最流行的词汇恐怕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遍观如今我们的周围，充斥着的言论并不是什么如作者所说的“六反三仇三热爱”，而是金钱至上、金钱就是力量。拜金主义思潮的日益公开泛滥，才是真正应该严加警惕的具有了作者所说的发烧、恐高、自恋、好斗等特征的“民粹”主义。
我是个普通的电子工程师，不是个理论宣传家。我讲不出许多书本上的大道理来驳斥作者。但是，最起码，从实际的感受出发，我觉得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的这一条规律是不朽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当肯定居于主导地位时，事物保持现有的性质、特征和倾向，当事物内部的否定战胜肯定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时，事物的性质、特征和趋势就会发生变化，旧事物就会转化为新事物。否定是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但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而是变革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同时它自身也被后一阶段再否定。
然而，并没有人（除了少数愤青）会想回到全民穿绿军装、闹文攻武斗的时代去，并没有人反对发展经济，所反对的是改革开放中对原有的保证公民权益及平等性的破坏，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向创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发展，这正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体现，怎么能将其贬为民粹主义呢？
民主与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一直在努力追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这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是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制度，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到底应该怎样实践。
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不过是网上被人炒烂了的宪政民主之路。如果这样的结论出自网络也就罢了，但是作者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如果在一番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是如此，未免让人心寒。宪政民主制度，到底能不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我想似乎不必我多饶舌了吧。在各种杂志、网络上，对此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归根结底，欧美式的宪政民主“看上去很美”，但是最终会成为富人们与政客的游戏，而落入民粹主义的漩涡不能自拔。
由此，我想到了现在的一大怪现象。在社会上，如果某人大谈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时，就会遭受许多人的嘲讽，好像是见不得人一样，这确实是学术理论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几十年用话语权愚弄大众的成果，弄得现在谈这些就被认为是落伍或愚昧，其实，这种话语权的垄断让大家失去了理性思考的机会，置自己于傻瓜的境地而不自知，成为别有用心的民粹主义者的利用工具而不自知。
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在国内外意识形态论战中争夺道德制高点，便在诸多因素的配合下实施了一项“去妖魔化”的政治文化建设工程。该工程的核心是一项重新命名工作，如以“全球化”置换“殖民化”、以“劳动密集”置换“血汗工厂”、以“中产阶级”置换“资产阶级”等等。当然，整个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以“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置换“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这场置换，西方政府在意识形态论战中不仅洗刷了道德自卑心理，而且愈益变得自傲和趾高气扬起来了。这一点，应该引起每一个国人的警惕，然而不可避免的，我发现国内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正在堕入这个温柔的陷阱中。
作者认为对有害的民粹主义的良药是实行民主，这一点没错。但是要看怎样实行民主，是欧美的宪政民主之路，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呢？当然选择后者。于是问题就来了，欧美的宪政民主经过几百年发展，已趋成熟，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样子？似乎难以琢磨。但是我们既然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怎么能够知难而退，逃避这一问题呢？
我是个青年人，也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在这里，我要大声呼吁一句：如果对社会主义精神的怀念被作者认为是所谓的民粹主义的体现，那么我甘愿成为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因为我相信那句话：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别咳嗽,莫发烧
佚名
讨厌，刚入睡就咳嗽一声，让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发烧。
只因读了《中国青年报》题为《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一文后不由得让我疑神疑鬼，会不会又得花钱看医生。据说，咳嗽引起发烧是民粹主义引发的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由此看来我还得“发烧”，吴稼祥先生说了如果“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所以从咳嗽必定发烧到医院看医生花钱的个人社会代价是非付出不可了！
吴稼祥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操心的是“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的大事，而我操心的发烧看病钱的问题。但我俩的共同点都是个“害怕”俩字。相形之下吴先生“伟大”，而我却如此抠门地怕花钱，实在“渺小”。我企图向他“学习”为塑造高大形象而“拔高”自己，于是我睡不着想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电视里这两年满眼是满清长袍马褂好不威风，可他老人家咳嗽出个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把个好端端的满清王朝一下子给“咳嗽”得分崩离析。可见吴稼祥“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的所言极是。可是，发了烧还得彻底治疗呀，老烧下去总不是个事。
于是又想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率领着一帮“穷鬼”们打土豪分田地地“发烧”，这一烧可不得了。烧了个秋收起义，三湾改编，还烧了个工农武装起来的军队，一直烧到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而且还烧出了个人称“五四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吴稼祥似乎不无忧心忡忡害怕地说：“咳嗽”是什么“民粹主义”，所有引起了发烧的原因是“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就是结果了。看来还得想方设法的不能让“民粹主义”们咳嗽才是“上策”。此时我深感：在吴稼祥先生的启发下努力做到两点，一是我不“咳嗽”，二是民粹主义们咳嗽，我不“发烧”。因此我愿站到吴先生右的一边声色俱厉地向人们呐喊：向我学习不咳嗽，也不能发烧。实在该“发烧”也要等到吴精英“咳嗽”了你们再“发烧”。谁要说我站在了工农民众为主体所有劳动者一边骂我“可耻”，我必将摆出一副君子风度内心自我安慰：嘿嘿，咱脸皮厚着哩！
好了我该睡觉了，祝愿吴稼祥先生晚安！
"精粹"们怕了
云淡水暖
网络是个好东西，因为网络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网络上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五湖四海，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地位高下，人人有发言权。说白了，与前电子时代的大字报有异曲同工之处。
4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吴稼祥的一篇宏文，新浪网转载的时候，标题是“吴稼祥：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人民网转载的时候，标题是《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这样一来，“民粹”与“流感”挂上了钩、与“咳嗽”沾了边，与“大众”带上了关系，且颇为负面。
然一个“民”字，一个“大众”称谓，吴稼祥也就自身定位了，也就是把其自我定为非“民”的、非“大众”的，算什么呢？以当下的时髦术语“阶层”而论，就叫作“精英”，一个“精英”对“民”，对“大众”如此不屑，蔑为“流感”、“咳嗽”、“发烧”，可见其情之不忿。不忿什么呢，“民”们话“多”起来了，声音有点刺耳了，“粹”起来了，而“大众”们也在“粹”中“发烧”了。这里，草民感觉到了“精英”们也有其“粹”，就是自我良好的感觉，如某经济学家所说是“高收入者（精英）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因此，要由他们说了就算，别人说了就算“粹”。那不妨把精英们的思维、话语也称为“粹”，或者叫做“精粹”，好听，高雅，有格调。
吴稼祥氏用酸酸的对比为其高论开了个头：“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然后，吴稼祥一口气点了诸多网站的名字，“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主人公论坛”、“共产党人”、“工农兵BBS”。然后，断言“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草民见此，即刻大惑不解，“精粹”们不是已经把持话语权达30年之久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的窘态呢？如果不信，《中国青年报》会发表吴稼祥所攻击的对立面们的文字吗？草民看来，还只能在网络上“作怪”。
吴稼祥对于他们在年轻人当中的形象可能颇为不满，大谈“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而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看来“精粹”们因为自己有“女朋友”或者已结婚，所以开口就数落年轻人是“愤青”、是“民粹”。既然在吴稼祥眼里，年轻人当中有如此多的“愤青”、“民粹”，那“精粹”们不妨自省一下，自己为什么如此“孤芳自赏”呢？说别人“自恋”，而“精粹”们的自恋可以说是世间最强烈的。
“精粹”的另外一个情结就是歪曲，就像西方的老爷总站在“民主、人权”代言人的高度俯瞰中国的一切一样，吴稼祥自以为“出彩”地揶揄“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那满口“愤青”、“民粹”者的内心是什么，不是在用“民主圣徒”的右手打自己的左脸，用“政治圣徒”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了吗？某经济学家的“高收入者（精英）推动社会发展”论，不是啐了这位自认高明的吴稼祥一脸吐沫吗？
吴稼祥总结中国目前有“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感叹“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称“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看来吴稼祥有些酸楚，因为“民粹”们“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因为私有化语境下的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的因子少了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草民有些晕厥了，是“民粹”们在“怀旧”呢，还是“精粹”们在怀旧？比如满银幕、荧屏上的“皇上、皇后、太后、贝勒、格格、老爷、太太、小姐、少爷”的泛滥，是“新”还是“旧”？解放后销声匿迹了30年的黄、赌、毒泛滥算是“新”还是“旧”？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走私贩私、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算是“新”还是“旧”？而这些行为的施行者，不是文化“精英”，就是财富“精英”。宣扬个人主义无限至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颓废糜烂的“现代性”不该“反”？西方在经济、技术上实行变相掠夺和封锁、政治上实行双重标准不该“反”？市场化导向下的“三座大山”不该“反”？赖昌星、张荣坤之类的“富”不该“仇”？罔顾个人死活、残酷盘剥甚至奴役工人的“资”不该“仇”？陈良宇之流的“官”不该“仇”？
吴稼祥说：“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草民不知道吴稼祥的“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的源头在哪里。且说至今还没有卖完的国有资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还有从国有企业高层一转眼变成私企富豪的“精粹”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效率，黑砖窑、血汗工厂的效率如何？把数千万职工赶到街上、低价甚至零价“买断”一生后，效率自然会高的。
当然，吴稼祥虚晃一枪，“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因此，吴稼祥为我们开了个药方：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但草民并不看好这个虚头八脑的药方，“选票”＝“民主”，至少在亚洲有一个反例：菲律宾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美国式民主架构、经济架构，可是菲律宾的政治一直把持在四个家族手中，菲律宾的经济有目共睹，草民以为，在中国，不谈经济平等、经济民主，其它的就是假的，不信就提高富人的税收看看，吴稼祥又该大骂“民粹”了。
“精粹”们究竟怕什么？吴稼祥有个解读：“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