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如何吸纳最广泛的民意
立法吸纳民意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法治领域最耀眼的风景线。从婚姻法修改到物权法全民讨论，再到个税法起征点提高和劳动合同法出台，中国立法一路与民意同行，留下了一个个民主立法的典范。到如今，公布法律法规草案、积极介入立法博弈，已成为中国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普遍诉求和社会共识。
在原理上，立法是一项“分配正义”的事务，其直接指向各个社会主体手中的权利和义务。当需要动用国家权力去配置个体的权利义务时，就须听取受立法影响的个体们的意见，这是人类自然法理念的逻辑延伸，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立法的基本品格。无论哪一项立法，都应当全面听取受其影响的各方主体的意见和建议，而不能偏听偏信或者忽略哪怕是最微弱的另一方声音，更不能走形式主义路线，而不重对民意的最终汲取。
从目前来看，我国“开门立法”的主要做法，是由立法机关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然后由民众“挑刺”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立法机关择情吸收。这其中，有两个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容易消解民意的影响力：一个是民众与法律草案接触环节，再一个是立法机关的吸收环节。就前者而言，由于公布草案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介，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与媒介没有接触或接触不多的群体，远离了参与立法讨论的平台。试想，一部食品安全法几乎与全体民众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因此应听取各社会阶层人士的意见，而那些与网络、报纸天然疏离的农民、城市底层群体，该如何有效地参与到这场利益博弈中来呢？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否像知识精英那样直达立法机关呢？如果不能，立法的民主性就大打折扣。就后者而言，立法机关如何公正甄别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并吸收，如何对待那些最终未能吸纳的意见，同样也反映了民主立法的健全程度。
其实，就现代国家而言，由代议机关行使立法权，原本就已经从体制上实现了民主立法的梦想，之所以还需要向社会征求意见，是由于这种“代议”的机制，并不能完全达就民主立法的意图。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立法法除了规定向社会公布立法草案外，还规定了召开座谈会、听证会和立法调研等主动吸取民意的方式。我以为，对于那些未能主动参与到立法博弈中来的群体，立法机关应为他们搭建公平博弈的平台，创造机会激发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对民意的尊重，正是民主立法的基本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