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尘封的旧日旅行记忆
然而，在“旅游”一词渐被人知晓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出行经历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体验和况味。有别于现代单纯的消费行为，旧时的旅行大都不是纯粹的享受。它可能背负着出行者的期盼、理想、责任、难得的喜悦以及掺杂其中的艰辛。赶集、公务、探亲、结婚、创业等特定人口流动方式才创造了少有的机会。不富足的物质条件以及刚起步的市场局限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却平添了几分简单的快乐和温暖的人情。置身于现代工业化的强大辐射中，旧时质朴欢乐的出行经历成为了很多人心中不可复制的珍贵典藏，更是他们亲历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鲜活见证。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朱峰，已经非常习惯利用网络来寻找资料和安排自己的出游计划。朱峰和许多与他同龄的大学生一样，旅行已经被纳入生活的经常性计划当中，区别只在于时间的长短和距离的远近。
而对于朱峰的母亲来说，在她的青年时期，旅行是一件高度奢侈的事情。朱峰的母亲出生在江苏常州的农村，她小时候不要说旅游，赶集就是一件很盛大的事情。“有一回赶集，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两根当时特别流行的绑头发的发圈。但是因为怕妈妈责备我乱花钱，我一直藏着没让她看见，到晚上走到家的时候心里还怦怦直跳，又兴奋又紧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朱峰家的生活慢慢好起来。朱峰的妈妈学了美容理发的手艺，因为创业有了出行的机会：“但是这种出行并不是为了游玩儿，而是为了生存。等有了钱能买些漂亮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好像再没有体会过那时候买两根皮筋的喜悦了。其实，我们这辈经历了创业的艰辛，有时候能休息几天，不用工作就已经非常满足了，甚至想都没想过能到处游览。再到后来，旅游完全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到处都谈钱，出去玩儿一趟有时候还带回一堆烦恼。”
有民谣打趣道：“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每个年代各异的特质成就了一代人特殊的集体记忆。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们大都体验了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单一的童年，但紧接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奇的门，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走了出去，或近或远地触碰外面的世界。这一代人几乎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剧变的时代里赋予了“旅游”丰富的定义。
旅途的记忆总被人们所珍藏，是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与日常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体验。尤其是在很少有人能走出“家门”的年代，这种记忆就显得更加珍贵。
在寻找那些尘封的旧日旅行记忆时，看着泛黄的旧照，记起一路上没有便利交通、灿烂霓虹、琳琅商品的旅程，主人公们仍都流露出了深深的满足和悠长的怀念。他们每一位都用年轻的脚步丈量过那片一直向往的青春地，并将回忆珍藏至今。
援藏教师：他们对我的影响远比我给予的多
语文教师欧阳昱北对人生第一次旅行仍记忆犹新。1977年，他经过层层选拔，去西藏支援教育工作。“那年我21岁。当时，我们那一代年轻人都有一种立马边关的英雄情结，意气风发地出发了。”
从湖南长沙出发，欧阳昱北坐了4天火车到了甘肃柳园，之后就不通火车了。于是他们换乘汽车，一路颠簸了20天才最终到达拉萨。当时因为他是最年轻的老师，必须坐在最颠簸的车尾。“路况很差，有时候，一个颠簸能把我抛到车顶！白天跑路，晚上在沿路的兵站吃饭休息，第二天再赶路。”
“那个年代，外出旅行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工资菲薄，几乎刚够一日三餐。我们进藏走的是青藏公路，途经昆仑山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车子又突然抛锚了。当时很冷，我们也没穿多少衣服。司机师傅冒着风雪伏在车下修理汽车，正好是在风口，冻得整个人都在抖，后来站起来的时候全身都冻乌青了。大家虽然很冷，但也都下车帮忙递螺丝、钳子。”
尽管很辛苦，但是看到雪域风光，还是让他兴奋了好久。“拉萨河水都是雪山的融水，特别清澈冰凉，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拉萨郊野的土地可称膏脂，高原光照充足，使青稞饱绽着成熟。藏族同胞们匆匆收成过后，一些成熟了的很大的蚕豆撒在地里没人捡，老师们看着都很心疼，因为当时蔬菜在西藏是昂贵的。“当时很想拾掇些豆儿，可当时组织纪律是不许援藏教师拿藏族人民一针一线的，只能生生地将大颗豆儿踩进泥土里，那可是心尖肉儿地生疼。哪知道，当时有两个藏族学生每天早上都拿着布兜捡蚕豆，然后送来给我们。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当时很苦，根本吃不上蔬菜。”至今，欧阳昱北对蚕豆花儿还有着特殊的感情。
毕竟，援藏生活是清苦的。老师们便常去湖南的老乡家，然而老乡们也并不富裕。有一天，天空飘着雪。欧阳昱北先到一个老乡家，瞥见老乡正煨着一大锅骨头海带汤，等着大家。老乡家5个孩子，4个小的围着锅，却不够分的；老大是女孩，有了工作，也有了身孕，回娘家来，被特许喝了一碗汤头。“待到大家伙儿到齐，就桌儿吃饭，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什么叫食不甘味。”欧阳昱北说起这些时，声音有些颤抖，“有一天，借着月色，老乡去拉萨河里打捞小鱼儿，踩空了跌入水泽里，冰河伤骨，他爬上岸来的时候哆嗦着，就像夜风中的落叶。我记着那一幕的情景，便万般地推辞不再去他那儿。他竟每每打发小儿子来催请……”老乡们在自己的生活艰难中，因客人们的到来而格外地节省起来，变着法子善待这些以前未曾谋面，往后也别无所求的“老乡”。
在欧阳昱北看来，现在的旅行和那时候的旅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最大的不同应该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当年，我们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家乡在外出行，遇到困难，别人都会帮你一把。这种行为是不计回报，没有利益动机的，那都是出于真诚。现在的旅行，大概都是金钱的驱动吧。不管在哪里，都请先留下买路钱。常常因为利益闹得很不愉快，甚至是花钱买罪受。”
“我们那时候很少享受纯粹的旅游，一路上我们不仅多了见识，看了美景，更被人和人之间的真诚感动了，真正地体会了善待他人，善待自我的意义。”
“现在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影响远比我给予他们的多。”他甚至将这段经历视作自己至今不曾迷失的所在。（王思阳）
个体商人：那时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纯朴
1965年出生的王萍，现在哈尔滨红红火火地经营着自己的服装生意。谈起年轻时苦乐掺半的旅行经历，她依然回味无穷。
王萍说自己是那个时代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少数人之一。二十来岁就去过苏州、杭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深圳，她怀揣着自己的创业梦想艰辛并快乐地奔赴遥远的各大城市考察项目，寻找商机。
“我的旅行就是为了赚钱，不像现在，是消费赚来的钱。那时候一路上很辛苦，卧铺车票少又难买，时间一紧就什么都顾不上，不论距离多远都坐着硬板凳挺过去了。有时候一坐就是两天两夜，下了车几乎都不会走路了。”
让她记忆最深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出门吃饭是特别麻烦的事情，不像现在，餐馆满街都有。有一次她到了一个温州小镇，街上饭店很少。有时到了午饭时间，找不着吃饭的地方，实在没办法就只好硬着头皮敲人家的门，要点吃的。“居民们会盛情邀请我们和他们全家一起用餐。即使过了饭点，也不嫌麻烦，特别为我们做几个家常小炒。我们过意不去，塞给他们钱，硬是没有一户人家肯要。”
回忆起以往，王萍感慨良多。在她的记忆中，以前空气好，环境好，吃的也新鲜，人还特别热情。“那时候的人特别热情好客，人和人的感情特别纯洁朴实，都特别热心，特别肯帮忙。”“不过现在交通倒是方便了不少。”
她1984年结婚时，丈夫在湛江的部队，于是沿途顺路浏览了上海。“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看到有好多婚纱店。当时特别羡慕人家上海的新娘结婚时能拍上一套甜蜜的婚纱照。虽然我的家乡哈尔滨也是个大城市，但是当时远没有上海开放时尚，几乎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婚纱，等到我们那儿普及婚纱的时候都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但就算现在再照，和那时候的感觉也不同了。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结婚时没能穿件漂亮的婚纱。”（王思阳）
国企工人：我特别渴望到处走走看看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国企工人刘超武，在青年时期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去过不少地方。上海、北京、深圳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刘超武都会收好每张车票、门票、地图和照片，把它们一摞摞整平，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宝盒”里。
刘超武的宝盒是一个老花梨木箱，里头分门别类地珍藏着他的旅行见证，好像生怕自己忘了那些难得的、值得铭记的旅程。他一面翻看一面回想彼刻的欢乐，仿佛如此就能重返青春。“它们是我的宝贝儿，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出去一次太不容易了，而我又特别渴望到处走走看看。途中条件艰苦，吃什么用什么买什么都要细细盘算，总要带着足够的方便面、面包、煮鸡蛋，能省就省。可是从没有人会抱怨，因为我们已经十分幸运地做了吃螃蟹的人。”
刘超武走到哪儿都不忘为家人带回贴心的礼物。好不容易去趟上海，刘超武为嘴谗的闺女带回了好几大袋怪味豆和老上海五花香干，“至今，女儿想起当年的味儿还直咽口水”。由于市场的局限，这些特色食品只有在当地才能买到，是名副其实的“土”特产。刘超武的每次旅行都装载着家人满满的期许和欢乐。
刘超武的压箱宝贝儿是他最珍视的海鸥牌120型照相机，这在当年，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对称得上奢侈品。这台海鸥牌相机记录了刘超武心中那些让他回味至今的瞬间。（王思阳）
新婚夫妻：吃烤鸭 看天安门 够乐一辈子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要么就是很富裕的家庭，或者是遇上大喜事，比如结婚，才会去旅游。在机关单位工作的马丽，1985年结婚时赶上了旅行结婚的新潮流。当年结婚时，家里给了他们算是很充足的一笔钱。
那时候坐飞机得要单位开介绍信，还有资格限制，就连火车卧铺也是一票难求。马丽费了大力气才买到从湖南到北京的火车通票。小两口沿途都在亲戚朋友家借宿，“尽管是结婚这样的头等大事，可还是贯彻能省则省的原则，更何况是一大笔住宿开销。”
首都北京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心中向往的圣地。从小自豪地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终于能亲身游览首都，自然是觉得格外光荣兴奋。马丽说，当时俩人带着格外虔诚、骄傲的情怀，马不停蹄地把故宫、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这些平日心驰神往的地儿都跑了个遍。名胜古迹旁都有照相点，在信封上填好收信地址，摆一个最满意的姿势，露出一个最开怀的笑，等回到家中，记录了旅行足迹的照片也差不多寄到了。
马丽说起这些不禁眉飞色舞：“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一路上买了好多上海、北京的名牌糖果，还有内蒙古的毛毯毛衣。只要是家乡没有的，我们全都背了回来！左手提着几袋，右手拎着几袋，背上背着一袋，肩上还挎着好几袋呢！赶火车的时候要是有人轻轻推我一下，我保证得倒下！当年，北京、上海的糖果可是鼎鼎大名的，那时候谁结婚要是能用北京、上海包着金色亮纸的名牌糖果当喜糖，那可是让很多人羡慕的！”
北京烤鸭闻名遐迩，小两口也赶着去吃最有名的全聚德烤鸭。店里人特别多，但就算只占到个小桌角，他们也一样吃得特别兴奋。马丽有滋有味地描述道：“当时我们那桌被安排了来自三个地方的游客。三拨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摆出各自从家乡带来的调味料，瓶瓶罐罐再加上面酱、薄饼和烤鸭，满满一大桌。碗一多，我竟然犯糊涂，错夹了别人的菜，惹得一桌人哈哈大笑。之后，大家索性吃成一片，尽情地分享着美食。那时候我们都不讲究情调、环境，只要来了北京，吃到了正宗的烤鸭，看了伟大的天安门，觉得就足够乐一辈子了。”
十几天的结婚旅行，没有多少奢侈的浪漫，没有昂贵的享受，有的只是甜蜜的爱情和延续一生的感动。（王思阳）
探亲军人：萍水相逢却带你阅尽无数风景
1957年何稳出生在河南农村，“对于我们来说，除非考上大学，否则是很难能出去看看的。但是因为当年高考被取消了，我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旅行对他来说几近是奢望。所以，青年时的旅行记忆，对何稳来说，只有从新疆部队回河南老家探亲的旅程。
何稳每次回乡都得坐3天3夜的火车。列车缓慢拥挤，到处弥漫着烟草和各种异味，但是归家的急切和喜悦远远超过了疲惫。车厢里天南地北的乘客热情地侃侃而谈，枯燥的旅程也因此汇聚了精彩纷呈的故事，成就了机缘巧合的人生际遇。
何稳就在旅途中幸运地结识了知音。“途中我遇到了一个同我一样非常热爱文学的北京知青。他见我正在翻看着《艳阳天》，就主动上前找我聊，一路聊得非常投缘。”
“我很喜欢阅读，可因为条件有限，看的多是那时在青年里流行的中国文学，比如浩然先生的作品，外国名著却很少涉及。他介绍了很多我耳闻已久的外国名著，比如《简·爱》、《茶花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佩服他的口才和见地，尤其是那股求知若渴、爱书如命的精神气让我深受感染。”何稳感叹，有的人虽只是萍水相逢，却带你阅尽无数风景。
火车穿过了山林荒地，越过了城镇乡村，单调的旅途却少有哀叹，倒是充满了善意的关怀。何稳记得，曾经有一位上海女知青，怀有身孕，坐了3天3夜火车，全身浮肿，一直强忍着痛苦。“当时我们好几个男同志都轮流把座位让给她躺着，好让她不那么难受。大家还轮流讲笑话，让气氛尽量变得轻松。”这些小小的片断勾起了何稳对火车旅途的无限感怀，他怀念甚至羡慕那些在飘泊中人与人没有功利目的的相处，和质朴无华的情谊。（王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