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机器”制造不出新闻自由
媒体在美国被视作权力制衡之外，监督、制约政府和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它通过客观独立的报道和评论，使公众人物无处遁形，使政治、军事、经济决策透明化，并因此获得了“第四个权力部门”的美誉。然而，《纽约时报》网站的这篇报道所披露的布什政府通过安插“信息机器”操控媒体这一事实，除了使公众对布什政府不信任外，也让人们对美国媒体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报道产生怀疑。
回顾美国的历史，媒体在宪政体制和法律保障的双重庇佑下，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表达环境。美国大法官杰克逊说：“如果在我国宪法星座中有恒星的话，那就是任何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不能规定在政治、爱国、宗教或其他问题的意见上什么是正统的……”这种根源于圣经的民主宪政理念表明，在美国，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主张，没有错误的思想，只有不同的思想。在“权利至上”理念的引领下，美国还通过《信息自由法》、各州的《公开会议法》等法律，为媒体的新闻自由提供保障。
然而，尽管尊重新闻自由已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但每一届美国政府仍按捺不住操控媒体的冲动，尤其在民意与政府决策相左的时期。在推广“反恐”政策的过程中，一方面，布什政府担心自己说服不了民众；另一方面，它又担心媒体独立报道所披露的真相引发民意的逆转。于是，便想出一个既能保全媒体“新闻自由”的形象，又能借媒体之口宣传自己反恐政策的“两全之计”——用安插貌似中立，实则是政府“信息机器”的评论员的方式，来实现其对话语权的掌控。据该报道称，一些充当了政府“信息机器”的评论员，在事后对其扮演的角色表示了歉意，他们认为自己“披着‘独立军事观察员’的外衣却充当了政府的‘传声筒’，这是在愚弄美国民众”。
事实上，最近披露的“信息机器”并不是美国政府企图干预新闻自由的首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保证对外干涉的顺利，美国政府采取了一整套控制新闻报道的措施。1984年1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新闻报道军事活动的原则声明》；同年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手下负责与媒体联络的小组通过了一个类似文件；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政府下发了《沙漠盾牌地面准则》和《新闻媒体指南》两个文件。这些合同式文件的共同宗旨是：当美国对外展开军事行动时，要限制新闻报道的时间，对战斗造成的意外损害，要简单地描述，不让媒体和公众知道太多细节。
尽管布什政府在利用媒体宣传“反恐”政策上，没有采取强力的方式给公众留下诟病的话柄，但《纽约时报》网站的报道却揭穿了自诩有“新闻自由”的美国，在宣传和行动上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鼓吹民主宪政、新闻自由、尊重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又通过在媒体安插政府“代言人”，试图把媒体变成政府海外干预合法化和合理化的“信息机器”。如此看来，所谓的“新闻自由”，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