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敢说穿“皇帝的新衣”吗
《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一书中的4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在前一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也被重新界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后，“大跃进”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知识界开展的红专辩论、交心，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知识分子劳动化等接连不断的运动，以及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使得知识分子面临着精神重压和物质匮乏带来的肉体衰弱，直到1961年“八字方针”的出台，这种局面才改变。
以过来人的眼光审视罗平汉所揭示的这4年间的中国知识界，不难看出：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再到这4年中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是知识分子地位不断下降，精神逐渐被改造和驯服的过程。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罗隆基、储安平等知识分子，都曾对国民党专制、蛮横的黑暗统治进行批判。及至解放后，罗隆基、储安平在新形势下，力图使自己顺应时代要求。然而，其在青年时代所形成的固有观念毕竟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入，因此，受到冲击在所难免。
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未能看到运动背后的权力之手。当运动到来时，他们对自己严格审视，热烈响应当时的各种号召。按照巴金先生事后的回顾，当时真的认为自己有罪。而朱正先生在回顾自己被打成右派时，也有同样的感觉。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部分人迎合潮流，给甚嚣尘上的大跃进火上浇油，其中颇有需要反思之处。一个又一个的粮食产量“卫星”的出笼，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科学家、记者和媒体的合谋。
在此事件中，“大跃进”的狂热取代了科学精神所必须的实事求是，人们热衷于皆大欢喜的谎言，满足于虚幻的天文数字。直到肥皂泡破灭，再也不能鼓吹下去，那些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所炮制的“奇迹”才销声匿迹。在本书所揭示的多次运动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而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为“皇帝的新衣”充当了谎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在压力面前，他们并没有显示出社会精英所应有的辨识能力，从常识出发的基本担当。
当知识分子被当做重点改造对象，他们的人格和自尊被无情摧毁，甚至在劳动改造的名义下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部分人因此而丧生。整个国家和社会必将为这种愚昧和反智主义而付出沉痛代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极其贫困，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力都极其低下。科学发展缓慢，人文学术建设停滞。尽管现在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愚昧和反智主义所带来的恶果无论在制度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思想层面都未完全消失。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不受遏制的权力对于社会秩序和基本规则的破坏。至今，它仍在危害和腐蚀着当下社会的肌体。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扭曲的权力意识进入了人们的意识深层。人们在痛感权力对自己造成的凌辱和压迫时，又对权力产生了病态迷恋和追求。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就是在痛定思痛之后让权力的运行透明化，并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1958~1962年所发生的闹剧才不会重演，知识分子也才能有效保护自己和社会。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将是知识分子保持自身人格和尊严的必需。看似老生常谈的“简单”问题，做起来往往并不容易。在这一点上，部分知识分子还缺乏必要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