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之后中国人能否不再丑陋
贾植芳先生去世还未过“一七”，人们对他的纪念与追思还没有止息，柏杨先生又于29日凌晨1时12分，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89岁。两位有风骨的老人相继仙逝，令人扼腕痛惜。他们大半生虽各居大陆、台湾，却皆因思想问题而入狱。囹圄之灾不但没有摧毁他们的人生，反倒把他们的灵魂打磨得更加光洁。
1968年6月，已是岛内知名杂文家的柏杨，被当时的台湾政府罗织罪名判处12年徒刑。坐了9年26天的牢以后,柏杨出狱。之后，他多次要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目作演讲，都被取消。1984年，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柏杨才第一次作了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台北出版，第二年，大陆出版删节本。完整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直到2004年才在大陆出版。该书出版一波三折的过程，正是国人正视自己、反思清洗自己灵魂的过程。
虽然事隔20余年，但至今仍然不能否认，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乃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这一批判上承鲁迅一代，是因抗战和内战而中断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当代的延续。柏杨在上世纪80年代的雄起，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他准确地踏上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大势。柏杨出狱之后适逢两岸的政治气候皆从严冬向春天转变。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陆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开放，到1985年各种西方学说也几乎都找到了在中国的传人。而此时，台湾也正处于政治解冻的前夜，岛内也日渐宽松。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共同的文化根基所决定。对于两岸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政治解冻这个前提，国人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一日千里。当然，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出现对传统文化、国民性反思、批判的思潮。柏杨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在开始摆脱其酱缸文化的特质之时，开始了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方向直指现代国民性的再造。
风云激荡转眼间20年已经过去，当年的文化斗士已经驾鹤西去，当年的命题却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从大陆到台湾，乃至到海外的华人社会，似乎人人头上都还顶着柏杨老先生给我们盖的印戳。或许有些人可以漠视这个印戳的存在，或许可以以丑为美而幸福地活着，但是，如果柏杨的去世仍然不能让我们正视“丑陋”的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我们的东西恐怕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