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困难 都去找她
4月19日，顶着中午灼热的阳光，杨丽很快地绕过闹市区一条条小巷，来到一排房子前。所谓房子，不过是歪歪斜斜地靠在三栋楼之间的简易工棚。
杨丽推门进去，阳光像海水一样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屋子里的陈昆生惊喜地说：“主席，您来了！”
陈昆生是昆明橡胶厂的特困职工，伤残的左眼球已被摘除，右眼视力极差。离异后的陈昆生与儿子一起生活，儿子虽已大学毕业，但因高度近视和肝肿大而在家休息。贫困与疾病交加的父子相依为命，家里最好的一件东西是工会送来的电视机，家里常来的客人是杨丽。
杨丽是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昆明市总工会主席。从事工会工作30多年来，她曾荣获云南省劳动模范、云南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全国工会帮扶工作突出贡献者等称号，3次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像陈昆生这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家庭，杨丽走访过无数，她每次都要叮嘱：“有困难，一定来找我们。”
一次雪中送炭，就能拯救一颗绝望的心
下午3时，看望了4名特困职工的杨丽出现在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候已久的昆明线标厂的13名盲人职工听到杨丽那熟悉的声音，高兴地说：“主席，我们来看你了。”
昆明线标厂是一家困难企业，厂里的盲人职工曾就工资、房租、医保等问题到民政局等多个部门反映情况，但都没能得到解决。这些职工偶然听到对杨丽的报道后，第二天，他们就怀着期望，来到帮扶中心。杨丽听了他们的倾诉，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一位盲人师傅微笑着说。
为使工会送温暖工作经常化、制度化，2002年，昆明市成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随着农民工维权问题的日益突出，2006年，这里又成立农民工维权中心。中心实行“主席接待日制度”，并承诺“位位职工都能受到主席（或副主席）的接待，件件事情都能得到依法（按程序）处理”。杨丽每周来这里一天或半天，每次都有许多人等着要见她。“接一次活儿够干好几天。”杨丽说，“每件事都必须用100％的努力去争取。群众利益无小事，对一个没有饭吃的人来说，只做思想工作是苍白无力的。”
据不完全统计，5年来，主席接待窗口共接待上访职工10625件63444人（次），成为“中心”的一个品牌。
为了拉近与来访群众的距离，杨丽将中心的工作服设计成送水工人穿的蓝色工装；主席接待室里不设玻璃隔断，来访者可以零距离向主席、副主席反映问题。中心设有来信来访、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特困救助、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医疗互助等25个窗口，同时还专门为农民工设立了农民工工会工作联络站、农民工法律援助、农民工技能培训窗口。2007年，杨丽在调研中发现，困难职工中单亲家庭占了40％，她以一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要求中心开办“红线联谊会”窗口，免费为困难职工牵线搭桥。联谊会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已有600人前来登记，目前有60多人处于热恋之中，已有5对新人登记结婚。
对许多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帮扶中心工作人员递上的一杯热茶、耐心的倾听、雪中送炭的帮助，都足以让他们获得生活下去的勇气。
2003年农历腊月三十上午，帮扶中心的电话响了起来，一个叫何庆娥的下岗职工在电话里哭着说：“家里只有9元7角了，这节怎么过呀？”
何庆娥与丈夫于1999年9月从昆明市思维奇公司双双下岗。一年后，该公司再就业服务站与夫妇俩解除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停发了两人的基本生活费。人到中年的何庆娥夫妇四处寻找工作却到处碰壁，生活陷入困境。
于是，何庆娥与公司另外8名困难职工一起来到帮扶中心。中心工作人员将这一情况向杨丽作了汇报，杨丽立即批示让何庆娥等10人每人从中心领取300元救济金。攥着这300元，何庆娥泪如雨下，她说：“帮扶中心给我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救助，更是战胜困难的信心。”
昆明市食品公司职工秦惠芳，因单位效益不景气，于1998年离开单位自谋职业；同年，丈夫与她离了婚，每月支付孩子生活费150元。多年来，秦惠芳靠做小生意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然而不幸的是，2004年5月,12岁的儿子患上骨癌，为给儿子治病，秦惠芳把生意停了，医药费更是让她负债累累。而前夫不仅对母子俩不闻不问，还断了每月的抚养费。
无奈之下，她找到帮扶中心。尽管她已经不是企业职工，又没有资料证明自己生活困难，但中心还是立即给了她2000元的特殊救助，她所在的盘龙区工会也给了她1000元的特殊救助。拿着这3000元救命钱，秦惠芳泣不成声：“我再苦也要让孩子在剩下的时间好好玩一玩，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
“有杨丽这样的工会主席，真是福气啊”
2004年11月29日，一对在昆明市政府门口叫卖判决书的夫妇引起杨丽的关注。
受害者陈方伦是四川泸州来昆明打工的农民。2002年3月20日，在昆明市官渡区雅琪家具公司做工的陈方伦被木料砸伤，造成脊柱损伤、下肢瘫痪。官渡区人民法院判处用人单位赔偿陈方伦工伤伤残金共34.4644万元，但公司老板在支付了4．6万元医疗费、赔偿款后，便不再支付任何款项，且一直躲避法院的执行。
靠妻子打工挣钱、父亲拣破烂维持生计，这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后，他们决定当街叫卖判决书。
获知陈方伦的遭遇后，杨丽一方面指示帮扶中心为陈方伦提供法律援助和特殊生活补助，另一方面与法院、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联系，为解决陈方伦的问题四处奔走。就在此时，陈方伦体内的钢板生锈引发腰椎化脓，生命垂危。为救陈方伦，帮扶中心为陈方伦支付了1．5万元的手术费，并送去1万元的特殊困难救助款及生活日用品，杨丽也多次到陈方伦家中看望。
对于老知青米民来说，最悲痛的日子不是下岗，而是儿子被打伤致死。儿子死亡的日期也正是原定结婚的日子。
米民夫妇都是特困企业昆明市儿童车辆厂的职工，企业改制后双双下岗，生活靠25岁的儿子米育林开出租车的收入维持。2002年9月13日，送结婚请柬的儿子，与一酒店保安发生口角被殴致重伤。因交不起住院费，米民哭着给杨丽打来求救电话。接到电话后，杨丽立即带上1万元救助金赶到医院。经协商，医院为米育林开通了急救危重病人的“绿色通道”。但米育林终因伤势过重，于20多天后死亡。
在杨丽的安排下，昆明市总工会法律部为米家提供了两次法律援助，法院判决酒店赔偿米家23万多元。酒店却久拖不给。心如死灰的米民邀集10多人，要砸酒店。杨丽一面安抚米民，一面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出面协调，督促老板还款。2004年9月28日是执行尾款1．62万元的最后期限，法院执行局表示，“如果不缴款，就封酒店”。一直避而不见的老板恼怒地打电话质问杨丽：“你一个市级领导为了小工人的事，要来得罪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你到底图什么？”“反正我现在没钱！酒店封了，我叫酒店300名员工找你杨丽吃饭去。”为了平息这一局面，杨丽当即从自己的存折上取出1．62万元，替酒店老板垫付了执行尾款。
杨丽的这一举动让那位老板感到震惊，他很快叫人送钱过来，并说：“有杨丽这样的工会主席，昆明的工人真是福气啊！”
“见到杨主席，就像孩子见到母亲”
截至今年1月31日，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和农民工维权中心共接待各类困难职工、农民工183万多人（次），为52.7万多人（次）的困难职工、农民工送温暖资金8386万多元；中心举办各类培训班493期，免费培训3．76万名职工，帮助6．4万名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民工实现了就业、再就业；4年共组织146万多名职工参加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使10.5万多名职工得到8400多万元的补助。该中心争取到政府5000万元的小额贷款，帮助2200多名职工通过创业实现了就业。几年来，中心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12178件，为20700人追讨欠款7806万元；提供法律援助748件，使810名工伤农民工得到工伤赔偿325.6万元；帮助6600多名农民工子女解决了上学难问题。
在昆明市的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中，杨丽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她帮助过的人说：“她的心很大，大得装得下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小工人”、“见到杨主席，就像孩子见到母亲，心里很激动”。一位老人在主席接待窗口排大半天的队，只为了对杨丽说：“您不能老，您不能病。您不能退休。我们工人需要您”。当听说杨丽为维护农民工利益而遭到恐吓时，工人们说：“谁要对杨主席不客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我们愿为她挡刀子、挡子弹。因为杨主席的命不是她一个人的，是我们全市工人的。”
面对那么多人善良的关怀，杨丽说：“我有几次机会调离工会岗位，但是和职工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就是舍不得那一双双眼睛。”
她还对女儿说：“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失去妈妈，但你会得到许多小白花。”她在办公室里写下这样几个字：“捧着一颗心来，不衔半根草去”。
一位曾经得到杨丽帮助的四川农民工陈秋桔在病愈后写了一首歌，歌里唱到：“爱是你的呼吸，心是你的奉献，不知你救过我多少同伴。我是一只被你救助的受伤的小鸟，你是我的亲人，是我的依靠。爱是你的手，爱是你的胸怀，我在风雨中走过，是你给我温暖的怀抱，所有的苦难都被欢乐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