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我的1979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今昔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巨变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更重要的内在变化是：思想解禁、文明提升、心灵启智，以及由此而来的放眼世界时的自信与平视。
文字，是历史记忆的载体。
《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从今天开始启动“同一本书·寻访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出版物”栏目。它将重点追访那些影响历史的重要出版物，它将呈现那些几被淡忘的记忆深处的人和事——它们中有眼泪，有深思，有审慎，有微笑，有个人命运和大历史的博弈。并藉此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精神成果。
“同一本书·寻访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出版物”栏目的开篇，选择的是作家张扬及其代表作《第二次握手》。这本曾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累计发行近430万册的小说，见证了一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文革”后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复杂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的出版，与《中国青年报》有着特殊的关系。当年，正是由于《中国青年报》的介入与报道，促成了作者张扬平反出狱及《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丁玲 1979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达浒是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偏远小镇，周围被森林覆盖。
张扬说当年这里野兽出没，夜静之时能听到猛虎长啸。老虎的叫声很可怕，从高山下来，整个山林都震颤。
1966年，张扬就在这里插队，住在浏阳河畔的大围山。河水湍急，从深山流出来的河水，向下游奔腾注入浏阳河。在夏秋的时候，张扬经常跳进河里洗澡。
张扬插队的地方叫南岳大队中岳生产队，生产队有9个知青，5个女的，4个男的。在这里，知青跟农民一起下地，在水里种田，在森林砍树，喂猪，种菜，修大堤，工余时间张扬就躲在逼仄的土坯房里写写画画。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初稿《归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
2008年4月7日，笔者跟张扬重返达浒镇大围山，行走在荒僻的山野里。当年知青的住所，现在用来养猪；当年的公社现在成了养老院，四处晾晒着衣物和棉被。众多的老人慵懒地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然而30年前，这里曾持久地传出批斗张扬的声音。张扬就是从大围山被带走的，工间休息的时候，生产队长找他，说是到公社谈口粮的问题，公社在咫尺之外，到了那里张扬就被戴上手铐。
当年跟张扬住了一年的泥水匠黄隆伏已经83岁，满头白发只剩下4颗门牙，他印象中的张扬“能写，会写，写得好”。老人是亲眼看着张扬被戴着手铐押上吉普车的，即使在当年他也没觉得惊讶，因为那时候经常有人被抓起来批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也都被抓过。
张扬是从大围山被抓到长沙的，他的罪名是用小说《归来》从事反党活动。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给《归来》定性为：“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地坏。”
恢复自由
1979年1月18日，张扬满怀疑虑地走出被关押了4年的监狱。
对监狱外变化的时局他是清楚的，比如粉碎“四人帮”。监狱的外面是湖南绸厂，厂区到处装着大喇叭。除了广播各类通知和宣传稿外，喇叭每天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高挂在厂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从早叫到晚。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都是那个时候从喇叭里知道的。那时喇叭还播放电影《刘三姐》插曲，在监房里听到这些歌，张扬很震惊。他觉得世道是真的变了，因为《刘三姐》插曲过去一直是被当作黄色反动的歌曲批判的。
但是张扬对自己的命运还不清楚，在监狱4年，他一直做着被执行死刑的准备。
1月18日，他被人从监房里叫出来，“哐当”一声门响，看守所所长叼着一支烟等着他。看守所长不说话，示意他往前走。拐弯抹角走了几个地方，过了一间审讯室，又过一间审讯室，到监狱办公室才停下。办公室坐着3个人，其中一个人对张扬说，经过4年审查，你的案子有了结论。
“你写的小说《归来》，我们认为是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书，现在你恢复自由了。”那人说。
“我当时就流泪了，为自己的命运。写了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书’，十几年里，逃亡、监禁、批斗、审查，差点被判死刑。”张扬回忆说。
张扬一直做着被枪决的准备。在监牢里跟狱警对骂，不骂是死，骂也是死。给主审官写《抗议书》，在布片上写《控诉书》，痛斥办案人员；绝食，最久的绝食长达14天。张扬在监狱里经常引吭高歌，唱《国际歌》，恢复自由的判决使张扬难以置信，担心是花招，不想出狱。跟张扬谈话的公安局长说：“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吧，你妈妈在家等着你呢。”
被捕的时候，张扬的母亲在医院里，因为有严重的哮喘病在医院抢救。弟弟妹妹都不敢告诉母亲张扬被捕的消息。后来母亲出院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承认这个现实。
张扬没有东西可以收拾，在监狱除了做铺盖的破棉絮，就只有母亲送的一件棉袄，张扬带着那件棉袄走出监狱的大门。
回到家里，看到家里来了很多客人，有熟悉的邻居，还有不熟悉的从北京来的记者、出版社的编辑。那时候张扬才知道自己平反了。为了他的平反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和长期的斗争。
出狱第二天，张扬到湖南宾馆看望从北京来的客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靠走路，在监狱里关了4年，现在有权利走路了，他感觉非常幸福，再累也不觉得。
住在湖南宾馆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她们在湖南做手抄本《归来》的新闻调查，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青运情况》（机密），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长篇报道了《归来》冤案的全过程。
令张扬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的平反昭雪，张扬是从《湖南日报》看到消息的，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举行，这个消息让张扬泪流满面。
张扬出狱的第三天，1979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出题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的读者来信，《中国青年报》为这封读者来信加了“编者按”：……据了解，把这部好书打成“反动小说”，是反动文痞姚文元制造的一大奇冤……姚文元妄图借这部书，攻击周恩来和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致使写《第二次握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处分。对于“四人帮”造成的这场文字狱，必须全部推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清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这条消息。
在张扬出狱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已专程从北京搭乘飞机到长沙，他是来接张扬到北京修改、出版小说《归来》的。然而，出狱的第二天晚上，张扬高烧41度。在监狱，长期的饥饿和极度的营养不良给张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李硕儒带张扬去北京，妹妹陪着去。他们坐火车，妹妹在上铺，张扬在下铺，李硕儒在中间。到了北京住在中国青年报的招待所，吃饭就在食堂。
住在北京还是病了，吃什么解毒丸、银翘片解不了毒。李硕儒就陪张扬到医院看病，到医院，先拍X光片检查，胸部X光片出来，医生诊断为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全部五叶肺布满‘栗粒型’病灶，左胸腔三分之二积液，X光片上一片白，心脏被挤到右胸。”
那时候张扬经常喘不过气来，结核病是传染病，按照国家规定必须住在传染病医院治疗。后来就转到北京安贞医院，转到那里还没有病床，临时住在观察室里。那时候，旁边不停有人吐血，有人死掉。
沉冤昭雪
1979年1月，张扬在北京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在艰难的病况中修改《归来》的手稿。
从1970年开始流传，到1979年获得平反，作为手抄本小说，《归来》传遍全国，在北京的流传本中有人给《归来》取名《第二次握手》。“握手”及其作者平反的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一次转来500封，一次转来800封,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西藏、海南岛、台湾、香港都有人来信，都是《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人们翘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电影。
《第二次握手》在军队、工厂、农村广泛流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接到某地公安分局的一个电话，说是他们那里还关押着一个传抄《第二次握手》的人，问《第二次握手》是不是真的平反了，真平反了就放了他。中国青年报社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封自称“张扬”，自命《第二次握手》“真正作者”的信。
1979年的春天，张扬在重病未愈的情况下，坐在病床上，用一块一尺见方的五夹板代替书桌，垫在自己的膝头上，眯着高度近视的眼睛一字一字地写。为了挤时间看必要的资料，张扬不得不在静脉滴注时躺着阅读，甚至在抽胸液时，忍着剧痛阅读，经常在胸腔穿刺术完毕后，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冷汗经常会把面前的纸张浸湿。从3月7日至4月30日，张扬连续工作了50余天，将20.5万字的1974年手稿，改写成28万字的修订稿。
1979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本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的文章《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然而这篇报道的发表使张扬案再起波澜。到5月的时候，传出消息，有人把状告到了北京，告张扬的状，告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状。有人以“张扬专案组”的名义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题为《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这封信被寄给中央政治局，也寄给了胡耀邦。
1979年的中国已经开始拨乱反正了，然而“两个凡是”的余荫还在。
在众多人努力为张扬平反之际，湖南方面却抵制着，试图再把张扬打成反革命。
然而，此时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变化。由胡耀邦主导，邓小平、叶剑英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掀起。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负责冤假错案的甄别和平反，胡耀邦提出的要求和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三是已经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胡耀邦确定的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富有戏剧性的是，复查张扬案的时候，专案组的人员查找姚文元的指示，却不见了。
“姚文元没有批示，是《北京日报》的一个电话记录，《北京日报》有个内参，写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情况内参，姚文元看到后打电话调阅了手抄本。过了一两天，他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沫若）老、吴有训等。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写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这是一个电话记录，不是批示，然而北京市公安局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进行了追查，公安部门很快就查到湖南，查到浏阳。”张扬回忆道。
鉴于湖南方面的抵制，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介绍了张扬及其写作《归来》的情况，以及姚文元的“批示”和冤狱的形成。接着写到湖南省公安局和法院之间的抵制。胡耀邦在那份报告上仔细标注，圈阅之后，又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胡德华写信：
德华同志，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 1．22
胡耀邦针对张扬案件所作的批示，使张扬最后的彻底平反成为现实。
张扬被安排到湖南省文联工作，他的户口也被迁到城里。在知青尚未大批返城的时刻，张扬的命运迎来了转机。1979年7月，重获新生的张扬终于看到他殚精竭虑完成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变成印刷品！
“那时候到夏天了，医院种了很多海棠树，花都开了，我就拿着书的清样坐在树底下。”张扬说。
累计发行近430万册的《第二次握手》的出版唤起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
在当年阅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中，有后来成为医学界权威人士的吴阶平教授，有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还有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温家宝。2006年4月6日,到湖南不久的张春贤委托他人问候张扬，他回顾当年作为知青阅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情景，说“没有想到作者就在湖南，实属幸事”。
感恩图报
张扬把胡耀邦视为救命恩人。
“用世俗的话说，他是我的恩人，但是我报恩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湖南浏阳县地方政府决定在通往胡耀邦家乡的地方修建高速公路，并命名为“主席路”。
张扬给胡耀邦写信，他陈述了那个地方的物产和资源状况，在信中说：那是地方官员对你的献媚，希望你能阻止修“主席路”。胡耀邦接到信件后给湖南省政府写信，阻止了修建“主席路”。
“我报恩的方式就是让他做个清醒的人，把他不了解的情况告诉他”。
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任上，张扬一直没想过要去看他。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住在“九所”。张扬闻讯就请省政府的机要员给胡耀邦送了一封信，表示“方便的话，我来看看您。”“九所”离张扬所在的作家协会不远。第二天省委就来电话，通知张扬去见胡耀邦。省委警卫处处长说，谈半个小时吧，耀邦有病。
张扬回忆说：“走进‘九所’六号楼的大会客厅，警卫人员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你先坐在这儿休息一下。稍顷，胡耀邦过来，他说：‘是张扬同志吗？’我迎上去，双手握着他的手，我说‘耀邦同志您好’。然后我们坐下，他问我抽烟吗？我说以前抽过，现在戒了。我说抽烟对身体不好。胡耀邦抽着烟说，‘哎呀，不好戒了，戒不掉了’。”
“那天就是聊家常。胡耀邦谈了他的表哥杨勇，他对杨勇的感情很深，杨勇救过他的命，红军长征的时候，胡耀邦在贵州一个地方行军，他病得很厉害，部队在行军，没人理他，他就躺在一个木板上，他的个子又矮小，没人注意他，部队从他的身边来来往往，可能人们都怕给自己增加负担，没人理会一个濒死的病人。结果杨勇看见了胡耀邦。胡耀邦看见杨勇就叫了一声表哥，杨勇那时候是红军的团长，他看见胡耀邦躺在地上，就叫了两个士兵用担架抬起耀邦走，他把胡耀邦从死亡的边缘救出来。
“见到耀邦我问他现在做什么事情，他说正在看一本书，书名就叫《邓小平》，匈牙利人写的。我说你写点回忆录吧，把过去的事情记下来，历史会需要的。”
“那天我还跟胡耀邦谈到社会的腐败，我新写了本小说叫做《癌》，后来改名叫做《绝症》，80年代我在湖南省肿瘤医院挂职当副院长，看到过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张扬闻讯去北京会计司胡同吊唁。警卫和秘书在外头劝阻，张扬就拿出冲洗出来的跟胡耀邦合影的照片。“我是耀邦去世的第二天去他家的，看见他的家我很难过。他的家很普通，甚至是很简陋，旧式的衣柜，办公桌，衣橱，旧式的衣帽架，家里铺的红色地毯旧得都破了，颜色发暗。院墙的泥皮都剥落了。”张扬怀想着给他新的生命的恩人时说。
个人档案：张扬，生于1944年5月,河南长葛人，在湖南长沙长大。 1961年10月发表处女作。1963年2月写出《第二次握手》初稿，后多次重写。“文革”中产生的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张扬因此于1975年1月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累计印数近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首位。该书“重写本”于2006年10月在北京问世。
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4年为副主席，2004年为名誉主席。1979年以来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杂文、散文和评论共数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