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态度与老人的眼泪
挪用了重点学科经费举办，以及一等奖获奖作品发生违规的事实已经被认定，但一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16万元奖金退还了吗？重点学科经费补足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么相关的努力正在进行还是已经中断？请让关心此事的媒体与公众知道。
抓住一件已经改正的错误喋喋不休，是一种很不公允的行为。因此，第三次在同一个版面提到同一次风波，着实令人有些踌躇。
经过前两次报道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上海市主管官员的直接过问下，上海音乐学院迅速改变了态度，承认比赛存在违规，并雷厉风行地决定了处理方法。我们曾经对这一正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因为其中闪烁着修正错误的诚意。
然而只是闪烁了一下。就在报道刊发之后，4月份，曾经抛开私人友谊，公开向媒体作证的几名老作曲家，在音乐界权威杂志《音乐周报》4月16日第6版上，发现了关于此事的另一种不同态度。
在这种态度里，“钟鼓奖”音乐比赛，作为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被介绍。老人们发现，不仅对事件的风波只字未提，这篇由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人员参与撰写的报道中，依然在沿用“共收到50多件参赛作品”这个被证实为虚假的说法并表示比赛“成为业内热点”。
尽管媒体上的正面报道从没停止过，但在事件迟迟没有见到最终处理的同时，他们从这一点有限的征兆里，获得了失望和无奈。
尽管这些老作曲家曾经赢得广泛尊敬，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带来麻烦的人有时并不怎么招人喜欢。在事件披露后的几个月里，这些80余岁的老人，一方面要忍受学校官僚机构的推诿和拖延，另一方面还要忍受网络上来路不明者发出的“老狗”之类的辱骂。
他们早已经感到了冷落。朱践耳夫妇发现，之前热情有加的校方，连任何消息都不愿意再透露给他们。为事件处理结果付出艰苦努力的他们，甚至连组委会的处理决定，也是多方探听才知道。
当初，面对记者的时候，这些老人语气坚定，信心十足，而支撑着他们信心的逻辑简单而美丽：“邪不压正。”
这个逻辑来自他们80多年人生经验，来自长久的战争、挫折和磨难。而短短几个月后的今天，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月21日，记者得知，朱践耳委托夫人将自己的信交给了上海音乐学院校方，表示将收回自己几年前立下的遗嘱。在这个经过公证的遗嘱中，朱践耳同意在身后将所有手稿、版税以及自己居住的房产捐给上海音乐学院，设立作曲基金。
作为回报，上海音乐学院聘请朱践耳担任名誉教授。这是一份彼此珍视的友谊，朱践耳相信，当时的学校和他们夫妇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如今，这份亲密荡然无存。朱践耳退回了荣誉教授的称号，也收回了遗嘱。尽管他一再强调，这是因为不愿意透露的“私人原因”，但他也承认，同样的原因已经存在了多年，而直到现在，他才作出这个决定。
在电话里，80多岁的老人发出像孩子一样委屈的哭声。这对儿夫妇感觉，自己一度信任，甚至“将后事都托付给他们”的学校，如今已经无法相信。“太难过了，真的太难过了。”电话对面的声音几度哽咽。
经历风雨多年，要什么样的委屈才能让他们重新落泪？爱之深，责之切，这几行纵横的老泪，大概比多少赞美的虚词都要珍贵。
只是，眼泪能浇湿人心，却不知能否浇透一块坚石。这块称做行政管理体制的石头，长久地压在大学的头上，夺去它的活力，并为它带来原来没有的特质：不透明的管理、不公开的决定，和“唯上而不唯真”的作风。
希望上海音乐学院能够以行动让我们看到，这所传统悠久，声名远播的音乐教殿，还没有太多地被这种特质沾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