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被浪费的才情
随意打开一本有关民国的书籍，差不多都能发现“吴景超”留下的影子。
作为胡适器重的学术新秀，他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和编辑；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时，费孝通是他的正牌弟子；在翁文灏组阁“好人政府”时，他和蒋廷黻等学者均被罗致其中。
但相比同代人的久负盛名，吴景超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
记者接连采访的3位社会学家，都表示对这个人不了解。其中一位来自某名牌大学的社会学系副主任坦言，对吴景超的印象只停留于教科书上的“前辈”二字。
10年前，学者谢泳撰写有关吴景超的研究论文时，只找到一篇完整的回忆文章。他是在翻看《独立评论》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谢泳意外地发现，这位不太为世人所知的学者，竟然是胡适最为看重的后辈之一。1948年，胡适甚至向蒋介石力荐此人，以解决当时日益紧迫的经济危机。
同时被推荐的还有刘大中和蒋硕杰。这两人后来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蒋硕杰还曾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
谢泳不无遗憾地说：“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按照他的说法，吴景超本来是有望成为社会学一代宗师的。
上世纪20年代，吴景超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身处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带。学成归国后他又倡导在大学设置社会学系，并担任中国社会学社书记一职。
风头正健时，他却被胡适拉进南京国民政府，说是要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不过据学生李树青回忆，吴景超的贡献方式主要是为领导撰述应酬文章和准备讲稿。
这位在学界游刃有余的书生，似乎并不懂得为官之道。他曾经负责一份刊物的出版，每每遇到揭露官员贪污的文章，都是毫不删减并据实编纂。
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曾经捎信给吴景超，希望他能够随国民党撤到南方，胡适也派人送来两张飞机票，动员他一路同行。吴景超都不为所动。“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他对朋友解释说。
只是这位学者没有想到，自己终究没有被时代“放过”。1953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景超的文章，题为《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其中这样总结自己和恩师的来往：“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但也由于他（胡适）的怂恿，我开始了十多年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为痛心的事。”
这位被誉为最超然于政治的学者，以“一夜之间”的速度顺应了时代。以至翁文灏回国后，要向这位老部下讨教如何写检讨。而他的建议是，多加“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名词，以此显得更有“教育意义”。在另一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吴景超的文风也变得“完全不讲理”起来。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看来，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违心之举。在社会学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被取消后，吴景超小心翼翼地建议恢复，并再三强调不采用旧课本和老方法。孰料这篇文章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重要把柄，这顶帽子直至他去世也没有摘下。
几年前，吕文浩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邀，出版一套吴景超的文集。但最终不得不作罢，原因主要是没有太多颇具学术价值的遗稿。搜索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吴景超”名下的8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作。1949年后，他也没有一本新著。
在吕文浩的印象中，吴景超安心做学问的时间过于短暂，“满打满算”只有从芝加哥到清华教书的10年。而这位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实现工业化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梦想，似乎今天也还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