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绝望的大豆
早在中国加入WTO前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颗大豆就开始遭受国际市场的冲击。在经历10多年的国际市场洗礼后，它依旧是那样的弱不禁风。
它是那样敏感：食用油以及肉蛋奶禽等食品的每一次价格波动中，都能看到这颗豆子跳动的身影。经由环环相扣的产业链，这颗大豆神奇地撩拨着食品市场的神经，悄无声息地牵动着消费者的利益。以至任何一次小小的市场波动，都有可能将保护大豆产业的讨论，上升到“粮食安全”的高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当前“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这颗作为中国粮食市场开放“先行者”的大豆，更像是一面镜子，它审视着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审视着民族企业的竞争能力，审视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它也在审视着中国政府面对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应变能力。
这颗大豆将何去何从？
一颗大豆引发的连锁反应
从忧到喜，或从喜到忧，往往只在瞬息之间。
自从去年10月东北大豆收获后，这颗大豆的价格就一路上扬。先是每公斤3．2元左右，接着到春节前上升到每公斤4元左右。到了今年3月初，这颗大豆的价格像是坐了直升机，迅速拉升，一度飙升到每公斤6元上下。
眼看着大豆价格的飙升，45岁的豆农杨传学乐坏了。这位黑龙江农垦北安分局二龙山农场的职工，那些天一直在盘算自己的腰包又鼓了几圈儿。随着豆价的上涨，杨传学对未来的消费计划也在升级。他合计着今年买一套新房，每月还可以为上大学的儿子多寄些钱。
杨传学去年的收成相当不错。他承包的80垧（1垧等于15亩）土地，共收获了170多吨大豆。按惯例，他一般会将大豆存放到春节前后出手。但眼看着豆价不断上涨，于是踅摸着再多存放一段时间，赶在南美大豆收获之前，以便卖一个更好的价钱。
然而好光景转瞬即逝。自3月10日起，大豆行情急转直下，价格如坐了滑梯急速下滑。到4月初，豆价已从最高时的每公斤6元左右，下滑到每公斤4.4元左右。
杨传学的心情也随着豆价上下沉浮，最终降到了冰点。这一大堆足以装满3节火车皮的大豆，如今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的买房计划看来也要泡汤了。
“价格一落，我最少损失了两套80平方米的单元房。”杨传学站起身指着窗外二龙山农场新建的住宅楼。那处住宅楼每平方米售价约为1500元。
这位种了25年大豆的东北汉子，至今仍住在父亲留下的平房内。承包了20多年的土地，他并没有积攒下多少积蓄。“种地的，谁不想多赚一点？就指望着粮食活命呢。可市场反复无常，价格起起落落，弄得你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杨传学的叹息中不时夹带着几丝苦笑，“嗨，种地就和炒股一模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只能赌运气。”
前年杨传学也种了80垧大豆。但那一年，东北的大豆丰产，价格跌得很惨。据说，有些地方甚至跌到了每公斤2元以下。杨传学所在的地方北安市，虽然豆价始终维持在每公斤2．4元左右，但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收获的180吨大豆，仅够保本。比这还要惨的是，10年前，他曾承包了35垧地，结果歉收，为此损失了近13万元。
望着眼前170多吨大豆，杨传学的表情已不能用愁苦来表达。他表示，最多存放到五一节后，到时无论什么价都得卖了。因为天气转暖，管理不好大豆会生虫发霉的，那样就更卖不出好价钱了。
“价格要是再落一点，我真就赔本了。”杨传学嘟囔着，今年每垧地4000元的地租及每亩地300元的管理费用，对每一个豆农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很多人顶不住，都不种大豆了。”
大豆市场咳嗽之际，豆油市场焉有不感冒之理？今年3月，多家食用油厂家向国家发改委提出涨价申请。4月1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金龙鱼食用油的提价申请。虽然金龙鱼厂家最后声称暂不涨价，国家发改委最后也未批准国内四大食用油生产和经销企业的提价申请，但市场上依然掀起了新一轮的抢购风潮。与此同时，以豆粕为饲料的肉蛋奶禽等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为“确保国内植物油供应”，早在去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就对进口大豆实行了为期3个月的关税调整，进口税率由3％下降到1％。到年末，又将关税调整期延长了3个月，直至2008年3月,关税调整期再一次延长到9月30日。
随之进口量急剧增加。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总计进口大豆778万吨，较上一年同期的572万吨增长了36％。
今年3月，为平抑油价，从3月10日起，国家定向销售中央储备油25万吨，“暂时缓解了食用油市场的压力”。此外，有关部门还分别向三家大豆油企业发放大豆油亏损补贴。其中，益海集团13万吨，中粮集团11万吨，九三油脂1万吨。
对于豆农杨传学而言，他只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豆价起伏所带来的喜悦和绝望，但他根本弄不明白这其中的奥秘。
一只惊人的消化大豆的胃
杨传学只是中国4000万豆农之一，他的喜悦和绝望，写照着这个庞大生产群落的集体心情。
据悉，这4000万豆农每年的生产能力约计1500万吨。这些大豆，一半直接转化为食物，其余的基本都进入了压榨市场。然而这自产的1500万吨大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豆类市场的需求。
从1995年起，继美国、巴西、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豆主产国的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以每年200余万吨的速度在递增。到200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已增加到3082万吨。而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今年大豆进口量将会突破3400万吨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大豆的需求量，有2／3需要依赖国际市场中的转基因大豆。
“中国的大豆进口量是根据豆粕的需求决定的。如果从油料市场看，这些进口量还远远不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爱民博士分析道。近年来他一直在从事大豆产业的研究。
据他估算，近年来，中国大豆油的进口，逐年增长量应在40万吨左右。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共进口成品大豆油282万吨。仅这些成品大豆油就需1500万吨大豆才能压榨而成。
为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早在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的第二年，即1996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规定，中国对进口大豆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而配额内税率仅为3％。
2001年5月，国家农业部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次年又颁布了3个配套办法。这些条例规定，从2002年3月20日起，凡海外对华出口转基因产品的公司必须向农业部申请证书，表明这些产品对人、畜以及环境无害；并赋予农业部可以在长达270天时间内批复申请的权力，每年只有两次申请安全证书（3月和9月）的时间。
尽管这个《条例》及配套办法，为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设置了一些壁垒。但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从未停止过步伐。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国。为此，中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作出诸多让步。大豆作为第一种直面国际市场的农作物，进口配额制度被废止，关税确定在3％。至此，大豆进口速度激增，到2004年，一举突破了2000万吨大关。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开始“分庭抗礼”。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大豆专家呼吁“让开大路，发展两厢”，即油料市场让给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国产大豆则主打非转基因牌。
然而这一思路，立即遭到另外一些大豆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大豆的产业链很长，不仅仅关涉到豆油和豆制品，大豆压榨后的豆粕还关涉到下游的畜牧业、饲料工业等。中国一旦丧失了在压榨行业的自主权，将直接导致每一个人的钱袋子受损。因此，必须加大对国产大豆的扶植力度，以免受制于人。
有关资料表明，85％的豆粕被用于家禽和猪的饲养。这意味着，大豆的价格，直接关系到肉蛋奶禽的价格。
为此，2002年，农业部启动了“大豆振兴计划”，在向农民提供新技术推广和指导的同时，还向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市）1000万亩高油高产大豆提供每亩10元的种子补贴。
“中国总共有900万公顷（13500万亩）土地种植大豆，1000万亩、10块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专家常汝镇情绪激动地说。
这种状况直至去年才有所改善。去年9月22日，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中，将种子补贴的规模由目前的1000万亩扩大到 4000万亩。
常汝镇在40多年的大豆产业研究和实践中，发现许多官员并不重视大豆产业。“中央有确保粮食生产的号召，这些官员就大力发展粮食，忽略大豆。因为大豆并不计入粮食产量。”
“全球每年的大豆商品量总计不过7000万吨，而中国实际能采购到的大豆不超过4000万吨。”常汝镇说，“即使国外不限制大豆出口，过几年，那点大豆也不够用的呀！”
一个豆农的家庭式生产
乍看起来，中国是一个不错的大豆卖方市场。然而这一切，豆农杨传学却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看起来供不应求的市场，也未给他带来了多少好处。
“大豆价格忽高忽低，可农资却是只涨不落啊！”杨传学埋怨道。
据了解，去年末到今年初，大豆价格虽然高了，但土地租金和农用物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当地农药化肥的涨幅均在60％以上，有些甚至翻了一番，从而使“每亩地的直接成本增加了50多元”。
杨传学的日子还能过得去，因为他是农场职工。承包土地，赶上年景不好，或者市场不景气，农场会有适当的照顾。即使不承包土地，他在农场工作，工资也还能过得去。
然而，同样是承包土地，同样是种植大豆，同样是靠天吃饭，距杨传学西南100公里以外的豆农丁万成，日子过得就没那么自在从容了。这位黑龙江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的村民，在大豆收获几天后，就找了一个自认为合适的价格，把手头的大豆全卖掉了。
事实上，他也没有第二种选择：家庭开支，银行贷款，都迫使他及早将大豆脱手，兑换成现金，以应付生计。
丁万成一家3口人，共有14.7亩土地，主要种植大豆。2005年，他承包了外出打工村民的两垧土地，价格为每亩190元，用自己的15马力拖拉机耕作。那是他第一次承包土地。一年下来，每亩地的收益约为50元,总收益仅为2000元左右。
去年，他以每亩200元的价格又承包了别人两垧土地。赶上春旱，产量低，每亩地产量只有200余斤。他以每公斤3.72元的价格卖了大豆，除去地租外，毛收入还剩6000元。但是,他还欠着银行的5000元贷款，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还清。他“没有别的指望”，只好贱卖了大豆，还清银行贷款。最终落到自己手里的便所剩无几了。
“一年下来，也就赚个柴火。赶上价格低的时候，种地甚至还赔本。”刚下过雪，正在别人家帮忙修拖拉机的丁万成，尽管穿着一件厚军装，但依然能感觉到他冷得发抖。他说，“一年的柴火，全指望着这豆秸。”
当地一吨民用煤的价格约为500元，大多数人家做饭一般都用豆秸。已经进入4月，但这里依旧寒气逼人，夜晚气温仍在零摄氏度以下。笔者走访了几个家庭，看见人人冻得哆嗦，可很少见有人家生火取暖的。
今年41岁的丁万成，有一个上高中的男孩，一年约需花去2000多元。好在去年他妻子养猪，卖了8000多元，加上自己出门打点短工，赚了两三千，这才勉强维持家用。他的房子早于5年前卖掉了，现在借住在外出打工的村民家中。他眼下全部的心思是，尽早盖一处自己的房子。
今年3月，丁万成又贷了5000元款，以每亩210元的价格承包了两垧地。他倔强地仍种大豆。“赔不赔钱自己说了不算。”说起可能的收益，丁万成一脸苦涩，无奈地摇了摇头。
与投资和贷款相比，每亩地46.95元的各种补贴，实在只是一个很小数目。有段时间，丁万成曾想过把地撂荒，出门打工。但考虑自己除种地外没其他手艺，只能作罢。
据中国大豆产业协会调查分析，像丁万成这样有还贷压力的豆农，约占整个豆农的一半左右。“为了还贷，他们的豆子一般刚收获就卖掉了，”该协会副会长卢林钢说，“利润大都被中间商赚了。”
据介绍，因贷款压力，农资上涨，产量少，收益低，许多豆农已经放弃了种植大豆，转种其它经济作物了。加之，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按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但早在1996年就受到进口冲击的国产大豆，并没有享受到这项政策的好处。
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生产处处长芦玉双提供的数据表明，2007年，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较上年减少了600余万亩，减幅约为1／10。在这个人均6．6亩耕地的农业大省，这个数字意味着有90万豆农放弃了种植大豆。
这一数字更加深了卢林钢的担忧：中国的大豆主产区中有2000万亩左右的土地，积温比较低，只适合种大豆。“一旦市场波动，几百万豆农的生存都是个问题。”
而同是大豆主产国的美国，情形与中国大不一样。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曾于2005~2006年率领团队做了为期一年的大豆调查。他提供的材料表明，国外对豆农的补贴远在中国之上。在美国，政府一直给予豆农每吨37美元的补贴，年补贴总额达25亿美元，相当于大豆年产值的25％。
“这是美国大豆的平均价格低于我国国内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大豆要参与国际竞争，起点上就不公平。”彭真怀一针见血地指出。
大豆压榨业面临大洗牌
这颗处于产业链最上游的大豆，在种植环节上，就略显先天不足。而当其一旦踏进流通环节，与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劣势立现。在这个环节中，杨传学和丁万成等4000万豆农，“甚至还没进入市场，就被淘汰出局了”。他们只是观望者。
有数据表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仅为16％~17％，而进口大豆的出油率大都在19％~20％，相差2~3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500万元左右。”彭真怀说。
在调研期间，彭真怀接触过不少压榨企业的老总。这些老总帮他算了一笔加工国产大豆的账。结果表明，“对于沿海地区一些大豆加工企业来说，每吨国产大豆的成本要比进口大豆的成本高出170元左右”。
以黑龙江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这个在其网页上标明年大豆加工能力为700万吨的企业，如果纯用国产大豆，将会比纯用进口大豆的成本高出近12亿元。事实是，在巨大的成本面前，这个历来以民族品牌自傲的企业，也不得不在沿海设立分公司，加工进口大豆以冲抵加工国产大豆带来的亏损。
感情选择终归代替不了市场选择：面对巨大的利益，再爱国的企业家也只能低下高傲的头颅。然而接下来的处境必然是：受制于人。
2004年，中国一些内资压榨企业到美国购买大豆。当中国大豆采购团即将赴美采购大豆前夕，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已从先前的每吨220美元，瞬间暴涨到每吨391美元，创下了近15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中国采购团只能硬着头皮签署了进口合同。然而当采购团刚刚离开美国后，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随即暴跌至每吨266美元。中方承受不了，纷纷开始退货甚至采取违约手段。
据专业人士估计，仅违约和退货，中国采购团的损失就达数十亿美元之巨。此后，国外资本纷纷进驻中国压榨企业。
记者经多方求证得到的数据是，中国现有的7000万吨压榨能力中，受外资控制的约占40％。而在实际开工的4000万吨中，外资的比例则在60％以上。
有学者指出，中国压榨企业“败走麦城”，从内因分析，一是因每吨800~1000元的暴利驱使，从而盲目扩张；二是因2004年初的禽流感影响，造成豆粕价格下跌；三是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行业紧缩银根，使许多榨油企业开不出信用证，致使资金链出现断裂。
令中国大豆产业界苦苦回味的是，当初中国采购团决定赴美前夕，消息就已传遍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发布消息称，该年度美国大豆歉收。消息刚刚落地，大豆应声上涨。而当中国采购团刚刚离开美国，美国农业部马上出面澄清，新的数据统计显示，04／05年度，世界的大豆产量将大增。消息一出，豆价应声下跌。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说，大豆市场实际上受到了美国操控，中国已丧失了大豆的定价权。
来自多种渠道的消息证实：目前世界粮食市场，大都经由“ABCD”四大跨国粮商，即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之手。它们“经营粮食多年，有成熟的渠道和客户”。
“国际大豆市场供不应求，但中国豆农获利不多的原因，就在于市场受控于人。国内的大豆价格是跟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走的，根本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一位压榨企业的老总分析道，“从成本上看，压榨企业更愿意使用进口大豆。中国豆农的大豆要么贱卖，要么就是卖不出去。”
这位压榨企业的老总还表示，3月初豆价的暴涨，就是操控说的最好例证。3月，大豆价格突然上涨，其实有价无市，但“造成了一种大豆紧缺的假象，从而裹挟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大豆油涨价的申请”。
对此种现象，彭真怀忧心忡忡。他说：“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控制，不仅会毁掉我国的大豆产业，而且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一旦外资背景的企业掌控中国的大豆产业，中国就会像南美国家一样，在定价、加工、营销等环节上完全受制于人，陷入‘依附性发展道路’。”
如何振兴国产大豆产业
“大豆已进入资本市场，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提高产量。”针对国内大豆产业不景气现状，大豆专家常汝镇说。他建议，在北方条件适合的大豆主产区，要率先实现机械化、规模化，而在南方大豆产区，要实现套作。
常汝镇非常赞赏黑龙江农垦的现代化种植办法，认为农垦的高产量以及低投入，已步入世界先进水平之列。
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生产处处长芦玉双提供的材料表明：2001年~2007年期间，黑龙江每亩土地的大豆最高产量为144.8公斤，最低为92.7公斤，平均亩产为118.6公斤。
相比之下，已经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农垦情况要好很多。黑龙江农垦北安分局农业局局长刘殿龙提供的数据表明，2001年~2007年期间，北安分局每亩土地的大豆最高产量为189.5公斤，最低为157公斤，平均亩产则达到169.6公斤。小农作业和农垦的平均亩产相差51公斤。
对此，该省农垦科研育种中心大豆首席专家胡国华分析道：“小农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投入多，产量低、效益少，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他说，农垦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的耕作与管理方式，其土地产能是农村分散耕作所无法比拟的。农民耕作方式落后，以及不能科学种田，必然造成土地产能下降。以至于“化肥越用越多，产量越来越低”。
就此，2003年，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在全省推广“农机合作社”试点。即由省财政为条件成熟的村，每村投入100万元装备，村里出资建设场库棚，村民每亩出资3~5元，作为流动资金入股，土地由大型机械统一耕种。
省农机局副局长张侃表示，截至2007年年底,全省已经建立了800多个农机合作社试点，“当年单产就提高了15％”。
豆农丁万成所在的新兴村就是农机合作社的最早试点之一。合作社会计马文芳能熟练地背出一组组数字。他表示，2003年当年，村里的人均收入增加了838元。丁万成因自己有一台拖拉机，没有加入合作社，如今后悔不迭。
同年，新兴村还实行了“反租倒包”的尝试，即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村集体，由村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次年，村集体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承包了490户农民的土地。马文芳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秋收时，村里的6000亩大豆良种基地，亩产最高达到185公斤。
与此同时，套作在南方的试验也初见成效。
“有个地方在甘蔗地里套作大豆，不仅大豆丰收，甘蔗也增产5％。”常汝镇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天富提供的材料也显示，在四川推行的“麦／玉／豆”套作模式，较“麦／玉／薯”模式每亩增收198元。
“只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中国大豆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常汝镇信心满怀地说。
除增产途径之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爱民博士认为，中国还应建立大豆储备粮制度，以便在大豆价格波动之时，平息市场。
对于大豆的流通环节，北京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交易部总经理胥京开出了“套期保值”的药方。
胥京刚说：“如果中国的豆农、粮商或者企业联合起来，提供透明的信息，充分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就会避免很多损失。即使有跨国粮商操纵市场，也可通过期货市场来规避。”
彭真怀最初虽然也对套期保值这一市场化手段很看好，但通过调研他发现，尽管中国企业对自己的大豆采购数量、时间、库存在同行面前守口如瓶，但国际粮商和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仍然掌握得一清二楚，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在全球大豆采购中逢价格最高时接盘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国际大豆市场知名的“冤大头”。
因此，在彭真怀看来，建立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超越单一部门利益”，实行“民营、民管、民收益”的大豆行业协会已势在必行。要尽早结束大豆管理上的“九龙治水”、内部信息不透明的局面。要像美国大豆协会那样，真正做豆农的代言人。
2007年3月25日，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日前，该协会已向政府提交了《关于大豆产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的报告》。
“要是有人能将我们组织起来，帮着我们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就不会这样被动了。”杨传学苦涩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