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价格涨不过民众旅游热情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拉萨时，刚好赶上门票涨价，当时没舍得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觉得自己是个穷学生，索性等有钱了再来看。未曾想几年过后，自己还没毕业，布达拉宫旺季的门票已经从100元涨至200元，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扼腕叹息，后悔当年过而不入。
所以门票降价，对我等穷人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几天以后，又有一条新的报道，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景区已经赶在“限涨令”出台之前抬高票价，而且该限令并不包括有社会资本参与筹建的景区，鉴于不少景区都已承包给企业，这意味着其效果将十分有限。那篇报道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规避限令的做法。但不管怎样，有所限制聊胜于无。
我想强调的另一种认识是，把中国景点门票涨价的情形和外国简单地加以比较，并从这种比较中寻找对降价的支持。比如有报道称：法国卢浮宫的门票只有8．5欧元，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最多相当于10元人民币。韩国的景点门票价格一般在1000~3000韩元，约合人民币7~20元。就连人造的著名商业景点洛杉矶环球影城，门票也只有60美元，从居民收入水平看，相当于中国的三四十元。在意大利，最贵的门票价格也不足人均月收入的1％。”
这样的比较看似有道理，因为如果低票价是一种“先进经验”的话，我们自然能找到降价的理由。但是这种低票价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它首先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旅游的实质是什么？
对于支持中国旅游业的大多数旅行者，旅游仍然是一种最为符合“消费”之定义本身的行为。就好像很多年前，人们攒够一笔钱很希望去北京。对于身处外地的人来说，这是一次很荣耀的经历。现在的旅游和那时相比，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现在可供选择的地方更多，大家出门的次数更频繁。但是物质的丰富似乎没有带来心态的改变，在旅途中花钱，无疑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既然决定了出门，就不会吝惜在过程中的所有花费。
正是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尽管九寨沟的门票价格已经一涨再涨，人们仍然趋之若鹜。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是：如果门票价格高得离谱，已经超出了人们能接受的范围，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它们会慢慢地遭到淘汰。事实的发展显然给出了反证，在景点普遍提价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出行者。持续高涨的门票价格，似乎抵不过同样高涨的民众的热情。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这个讽刺的事实：在门票高价的背后，实际上还藏着更为广阔的提价空间。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限价呢？
在北美的夸扣特尔人中，有一种颇为有趣的“夸富宴”传统。每到一定时期，酋长们会竞相散尽财物，以此来获得他人的尊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传统在19世纪被传播到了民间，当所有人都竞相斗富时，夸富宴所造成的浪费最终导致了夸扣特尔人的覆灭。
当旅游进入了一种耗费逻辑时，我们自然要对它加以限制，这或许不符合经济的规律，但是符合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追求。如果能够有一套完善的体制，保证旅游业的收入能够很好地用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那么适当利用这种耗费逻辑，也未尝不是弥合贫富分化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