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断想
泰戈尔说过，回忆是没有力量的。真是这样吗？
对于匆匆赶路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恐怕已经很难想象“十年动乱”给中国带来的浩劫，更难以从情感上理解“解放思想”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和多么深刻的内涵。生活在富足中的年轻人不会知道，30多年前，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中国公众曾经有过一段没有法律保障、物质十分匮乏、精神非常压抑的生活。正是这种精神的窒息，才造成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那么，当时中国发展的思想障碍究竟到了什么程度？1972年年初，笔者曾在吕梁山区农村搞调研。亲眼所见当地老乡劳动一年下来，每人只分到口粮56斤。全村老少都为青黄不接的春荒发愁不已，不少人甚至都准备播种后就举家出外逃荒讨饭。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上级竟然还要村民组织起来召开“大批判会”，回击今不如昔的“反革命言论”。想想吧，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和智慧的国度，竟然到了分不清苗与草、尝不出苦与甜、看不出左与右的地步，任由几个指鹿为马的现代赵高去胡作非为。
然而，恰恰是在这同一时期，世界上许多原本并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一步踏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风驰电掣，成了闻名于世的几小龙几小虎。早在1975年，当时协助邓小平主管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在那年10月24日全院青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曾痛心疾首地讲过：“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3年后的1978年，“四人帮”已经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邓小平率团出访日本。他在乘坐日本新干线列车时说了一句话：“新干线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是的，当时的中国的确很需要大步快跑。
但是，那个时候，僵化、保守、极左、教条、懈怠、盲目、自大、闭目塞听等等的思想意识与恶劣积习缠绕与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而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和政治观念，就像“紧箍咒”和五行山一样地搞得“孙猴子”翻不过身动弹不得。于是，就有了愤怒的迸发，就有了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遵义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有了邓小平在会前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就有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也就由此拉开了与改革开放同时并行的思想解放的大幕。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产生巨大影响，是与一大批可尊敬的老干部和中青年思想新锐分不开的。在“文革”遭受迫害，“脱了官衣”（也脱去了“官气”），住进牛棚，下了干校，真正体验到了人民的疾苦，重新接上了“地气”的大批党政干部——经过了十年的煎熬，一旦“解放”，他们立即成了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代言人。在十年动乱中被“哄赶”到基层的“读书人”、“学生娃”——这些脱离了书本和课堂，摆脱了苍白的政治说教和带着青春色彩的政治幻想的数百万知识分子和数千万知识青年，在饥肠辘辘和筋骨欲碎中真正了解了中国国情和中国的老百姓。蹉跎岁月加上青春的敏感与激情，使他们在思想解放的初期乘势而上，频发宏论、力陈时弊、鼓动风潮、引领思想，蔚为壮观。这批极具使命感的中青年思想新锐与党和政府中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批可尊敬的长者相互呼应，在思想观念、理论学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摧枯拉朽，向着极左势力发起了猛烈冲击，形成了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大社会舆论基础。
这次思想解放所以能够出现，所以能够走向高潮其根本原因是全社会当时都对彻底结束十年动乱和总结其历史教训有着强烈的诉求，同时全社会又都对改变中国现状有着急切的愿望，可以说它是社会大动荡之后与社会大变革之前这样一个历史交替时期的产物。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使这次思想解放的锋芒在主要集中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对“四人帮”的清算的同时，也涉及了社会变革的许多本质性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差别、社会走势等等。对中国未来改革的本源动力问题，如制度性变化、分配关系的调整、各类资源（主要是人力与智力资源）的配置、公众心理与民族素质的改善等，也都有所触及。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思想解放还有三个“副产品”：
其一，是对多年形成的一成不变、暮气沉沉的“党八股”给予了沉重的打击。那种以“革命”的名义掩饰下的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如“红旗飘战鼓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等等）被人们所唾弃，披坚执锐的文字锋芒，泼辣撼人的语言风格，直奔主题直抒胸臆的鲜明表达形式，伴随着发人深省的反思与呐喊，一起喷涌出来。所有这些，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在救治着积习、清除着沉疴、激活着麻木。
其二，是在思维与认知的方法论上，出现了新的突破。以《走向未未》丛书（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同志曾是该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为代表，一批被人们谑称为“百科全书”派的中青年学者和知识分子，大胆引进了包括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系统论”等一系列方法论著述，并在初步尝试着把它们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解构中，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反响。今天看来，尽管《走向未未》这套丛书及其同类著作在内容选择和翻译水平上有些参差不齐，在引进国外方法论方面有点生吞活剥的味道，但不可否认的是，丛书在论据论断论点上的新颖、大胆和开阔，仍深深地吸引和影响了整整一代莘莘学子。即便是在今天，“系统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后工业化时代”这些词语不是还经常出现在各类书刊、讲演和文件上吗？
其三，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著书立说、学派林立的局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知识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非常狭小，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犬儒主义盛行。大部分著作都属于对某些方针政策的诠释注释解读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图解式教化式的宣传。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和对社会责任的独立能动性的萎缩，导致了一种怪现象的出现，即有学无派、有书无说。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书不立说”的压抑状况，使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