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30年:认识西方人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一提起西方人，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惧感。历史书上讲，西方人曾经侵略中国，“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毁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大量的黄金、白银被洗劫一空……所以，在我的思维里，“西方人”这个概念下面，贴满了写着负面信息的小纸片；也许就是这些簇拥在一起的负面信息，导致了我内心对西方人的恐惧。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中国人进入外国公司工作。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成为一家非常知名的欧洲通信设备公司的雇员，并为这家公司服务了十年。在这十年里，我同许多西方人一起工作，近距离地了解与沟通，使我们彼此成为朋友。这段经历彻底消除了我对西方人的恐惧。我发现，西方人与中国人，虽说有许多方面不同（比如，皮肤的颜色、饮食的习惯），然而，人的本质却没有多大的差异——中国人喜欢的，许多西方人也喜欢；中国人痛恨的，许多西方人也痛恨。
在影响我的西方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上司杨迈先生。他是一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他成为该通信设备公司在中国的总裁。
记得有一次，我向杨迈先生抱怨有些西方经理人有偏见，认为中国人不守信用。杨迈先生回答说：“归纳推理能力，是上帝给每个人的‘礼物’，但是，上帝好像没能教会每个人都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能力。有的人用自己的偏见驱使归纳推理，因而，其结论必然荒谬。看到少数中国人不守信用，就总结出中国人不讲信用，这是错误的归纳推理。对付这种错误最好的办法，不是谩骂，而是行动。如果你能守信用，那么就多了一个守信用的中国人，那个有关全体中国人的归纳推理便不攻自破；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能以身作则，那些做错误归纳推理的西方人便会无地自容。”
杨迈先生的这一席话，使我对西方人有了新的认识。西方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带着偏见乱下结论的西方人。尽管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我们不能乱用归纳推理，把对少数西方人成立的结论，推广到所有西方人身上。比如，有些西方政客最近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怂恿“藏独”分子向中国挑衅，我们当然要同那些西方政客作坚决的斗争。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斗争扩大为针对所有西方人的抵制运动。
还有一次，杨迈先生问我：“最近，客户对公司供货情况很满意，表扬我们供货周期缩短了许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最近，公司上上下下都在进行员工思想培训，要求员工转变工作态度，以客户为中心。杨迈先生笑了，他认为员工思想培训是一件好事，但是，思想培训很可能不会对供货周期有如此大的效果。于是，我下到基层调查了供货情况改善的真实原因。原来，真实原因是：公司在欧洲的几个客户取消了合同，这样公司的库存大量增加，富裕的库存使得供货速度成倍提高。
杨迈先生的严谨态度，使我对“实事求是”这四字真言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求是”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应该去探求代表事物发展本质的因果规律。比如，中国与西方诸国的贸易量已经非常巨大了，因而贸易矛盾越来越多。这些矛盾的产生与发展，隐藏着复杂的因果规律，我们切不可采取稍有不满便声言抵制的态度。
今后，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与西方的关系也将越来越紧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法、行为准则，遇事总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中国人和西方人才能“和谐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