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44米上的辽阔心情
我跟王勇峰曾有一面之缘。
那是在京郊怀柔。中国登山队的训练基地，就在怀柔水库边上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里。那个夏天，王勇峰这位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毫不在意让我看看他那被冻掉了3个脚趾的右脚。他的身材不高，体格并非强壮，朴实的表情跟路边摆摊儿卖杏干的怀柔老乡也差不太多。
王勇峰的脚趾，是在他第一次攀上珠峰后，下山途中冻掉的。所以我知道，下山比上山更危险。所以，5月8日奥运火炬在8844.43米的峰顶上点燃之后，央视的转播就转入回味、揭秘和欢庆时段了，而我却仍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整个队伍成功下撤的消息。
央视的主持人张泉灵，我也跟她有过几面之缘。5年前央视第一次直播珠峰登顶的时候，张泉灵就在前方出镜，坐镇5300米的大本营。记得那次，她自始至终都在喘着粗气，说话慢半拍。这次她的表达显然流畅了很多。曾经沧海难为水，二上高原，想必无论身体和心理，都从容多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5年前的那次直播，是在2003年5月——正是非典疫情刚刚得到控制、还未被完全驯服的特殊时期。整个世界那时候看着中国，整个中国那时候在经历艰难。在最有效率的传播方式——电视机前，王勇峰指挥着一支业余登山队攀上了世界之巅，我和所有的普通中国人一样，第一次从那个位置，俯瞰巍峨壮丽的喜玛拉雅山。被非典搅得寝食不安的心情，一下子舒朗了许多。
2008年的5月，整个世界又在看着中国，中国人也再一次经历着考验。文化的隔阂，主义的对峙，蓄意的破坏，突发的干扰，交织在这个不平静的春天，让大家的心里都有那么一点紧巴巴的。此际抒怀无它物，莫如登高一蔽之。眼看着祥云火炬在8844米点燃、传递，这件充满想象力与风险、在最后一刻仍充满艰难与不测的事情，终于被中国人办成了。
我想，它对于登山、对于科学、对于奥运会本身的具体意义，都比不过它在精神层面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意义——在这个特殊的春天，它令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兄弟姐妹们都有登顶的实力”，拖着一条伤腿回到大本营的王勇峰，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我想，这既是王队长的谦逊之语，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两次电视直播之间的这5年，中国的登山实力发生了巨变。带来这一变化的，不是个别登山强人的闪现，而是中国社会的开放与进步。珠穆朗玛女神并没有把自己锁在皑皑白雪之深闺，她张开双臂，拥抱了这开放与进步的气息。
在走向8844米的最后几步路上，第二棒火炬手王勇峰已显力竭。迎了几步去接他的第三棒火炬手尼玛次仁，跟王勇峰一样，身上背着说不完的故事，镌刻着这个时代的烙印。10年前的尼玛次仁，还只是西藏登山协会的一名翻译。他敏锐地看到，国内外登山需求的增长，已使“高山协作”成为一份供不应求的职业。于是他创办了西藏登山学校，开始成批地培养“有登顶实力”的小兄弟小姐妹们。
5年前第一次手执央视摄像机登顶的小伙子阿旺，就是尼玛次仁校长的第一批学生。那次直播之后一年，他的西藏登山学校里来了位腼腆的新学员，名叫次仁旺姆。2008年5月8日，这位22岁的姑娘，高擎起了8844米峰顶的最后一棒火炬。
这些藏族的姑娘小伙子们，固然于血脉里就承继了攀登的禀赋，但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却仍然跟尼玛次仁创办的登山学校不可分割。这也难怪，他们总是尊敬地呼唤“尼玛次仁校长”。毋庸讳言，“高山协作”是很赚钱的，属于高山上的朝阳产业。在国际上，登山本就是一种“小众式”的大众娱乐；在今日中国，既有王石、张朝阳这样的老板，也有大批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尼玛校长的客户，是阿旺们的服务对象。一起攀登于山巅时，则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与第四棒火炬手黄春贵同时攀上8844米峰顶的，还有清华的一名学生。两名人大的学生则分别攀登到7790米和7028米，担任后援。前一代青年山友的成长，在没有足够的专业训练和商业资助之前，曾经充满激情，却也物资匮乏、技术缺失，走过许多弯路，付出过生命的代价。
如今，黄春贵们赶上了好时候。
商业的滋养，专业的训练，心底的爱好，在喜玛拉雅山的寂静山脊上，正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国家的任务得以完成，民族的精神得以抒发，都有赖于这每一个因素的客观存在。显然，中国登山的专业水平占据着世界一流，业余水平则在向上攀登。在21世纪的喜玛拉雅山脚下，传统的专业队方式，和单纯的商业模式，都可以把个别人送上峰顶，但都不足以完成奥运火炬传递——这样的一次需要国家综合实力做支撑、需要专业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做依托的历史性攀登。
中科院地理所旗下，有一本曾经一度举步维艰的杂志，叫《中国国家地理》。近些年来，这份杂志却柳暗花明，办出了感觉，和其他很多地理、户外类的读物一同声势日隆。前些天，该杂志宣布要在整个2008年度，完成一组“极限探险”。他们瞄准的自然有珠穆朗玛——中国的峰极，还有藏东南——中国的湿极，漠河——中国的冷极，罗布泊——中国的干极，等等。据说，黄春贵和这次参与珠峰火炬传递的很多队员，很快就要加入这个极限探索的新队列了。
攀登，与其说挑战的是大自然，不如说，挑战的是人类自己。就像这次圣火耀珠峰的壮举，其所展示的，除了山的壮美，亦有人的和谐。从几百年前出现了登山这个运动，就一直有人质疑，它的意义何在？
我想，王勇峰从不会觉得他冻掉了3根脚趾不值得；尼玛次仁校长办学有成，却仍乐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攻顶；次仁旺姆的下一个目标是做地质大学的学生；黄春贵们转而去探索极限，也仍是被心底里那份享受登山乐趣的愿望所驱动。这样的一群人，注定了是中国社会民众中的小众、小小众，但只有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共同进步，才能为这一小群人提供生存与快乐的土壤。
而这小众的一群，则可以带领所有的中国人，在一个春天的上午，去体会那8844米上的辽阔心情。